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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郑土生打算自杀时，还惦记着要还杨绛的75块钱。也正因此，他被杨绛救回一命。“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开会被批斗，就想到了自杀。我也在批斗会上被逼指认反革命，但我不想诬陷别人，也想自杀。我死前决定把欠杨绛先生的钱还清，把存折和现金加在一起，有75块钱，用纸包起来，塞到杨先生的抽屉里面。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买饭了，杨先生突然从外面很急地跑进来，把存折和现金扔到我的抽屉里面，还附有一张字条：‘小郑，我们准备要下干校了，大家都在走，这个钱我不需要，你给自己买点生活必需品吧。’最后还说了一句，要保重身体。”郑土生说：“当时写这张纸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自己‘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有摘，我也是被批斗过的。她同情我，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在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的时候鼓励我，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杨绛赞赏他宁可自杀，也不说假话诬陷他人的品德，把他当作“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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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因为对“文革”不满，郑土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江青，当时“四人帮”还没倒台，邓小平尚未复出，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从公安部下文到社科院，要求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要把我的信公布，发动群众批判我。”那时候，郑土生的儿子郑鹏刚刚出生，名字就是杨绛和钱锺书取的。杨绛知道后，“立即对我说，你不用担心郑鹏，如果你有意外，我们会立刻托人把郑鹏养起来。这是她第二次冒着风险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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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成名：接受政治礼遇，婉拒美国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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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朱虹告诉笔者，因为中断了六年，杨绛只得从头开始再译，一头栽入西班牙语《堂吉诃德》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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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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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今年出版的。’”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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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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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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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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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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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他便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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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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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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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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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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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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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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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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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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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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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贤妻”：她从来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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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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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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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间能对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体味如此准确，这样的婚姻当然不是“围城”。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称道他们的婚姻：“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也说：“你如果问杨先生，他们的婚姻和《围城》里的像不像，她是会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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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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