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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郑土生打算自杀时,还惦记着要还杨绛的75块钱。也正因此,他被杨绛救回一命。“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开会被批斗,就想到了自杀。我也在批斗会上被逼指认反革命,但我不想诬陷别人,也想自杀。我死前决定把欠杨绛先生的钱还清,把存折和现金加在一起,有75块钱,用纸包起来,塞到杨先生的抽屉里面。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买饭了,杨先生突然从外面很急地跑进来,把存折和现金扔到我的抽屉里面,还附有一张字条:‘小郑,我们准备要下干校了,大家都在走,这个钱我不需要,你给自己买点生活必需品吧。’最后还说了一句,要保重身体。”郑土生说:“当时写这张纸条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自己‘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有摘,我也是被批斗过的。她同情我,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在别人都不敢和我说话的时候鼓励我,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杨绛赞赏他宁可自杀,也不说假话诬陷他人的品德,把他当作“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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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因为对“文革”不满,郑土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批评江青,当时“四人帮”还没倒台,邓小平尚未复出,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从公安部下文到社科院,要求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要把我的信公布,发动群众批判我。”那时候,郑土生的儿子郑鹏刚刚出生,名字就是杨绛和钱锺书取的。杨绛知道后,“立即对我说,你不用担心郑鹏,如果你有意外,我们会立刻托人把郑鹏养起来。这是她第二次冒着风险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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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成名:接受政治礼遇,婉拒美国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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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朱虹告诉笔者,因为中断了六年,杨绛只得从头开始再译,一头栽入西班牙语《堂吉诃德》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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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杨绛的心血译作、72万字的《堂吉诃德》终于出版,这是直接从西班牙文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人们排着长队,将首印的10万册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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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在国宴上将杨绛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邓小平问杨绛:《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翻译这部书稿经历了整整20年的磨难,不是几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但杨先生应对得很机智,只答:‘今年出版的。’”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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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社科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和和气气、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自觉自愿始终做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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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期,控诉“文革”的哭喊声铺天盖地。1981年,杨绛却写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正如她自己所言,“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她指的,是人们在苦难中生出的同情和友爱。甚至于,对伤害过她的人,她也选择了友爱。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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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锺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以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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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不朽:用最难的学问,忘记最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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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时争分夺秒地工作,因劳累过度,身体很快虚弱。1993年的一天,钱锺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1994年他便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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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钱锺书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象,没有杨绛,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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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钱锺书向杨绛交代,他死后不留骨灰,不设灵堂,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说:“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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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锺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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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时任院长李铁映闻讯赶来,杨绛转述了钱锺书的交代:“领导如果不同意,我会坚持向你请求按照钱锺书本人的意愿行事,我会没完没了地向你请求。”她一路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最终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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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杨绛接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电话,他对钱锺书的去世表示哀悼。“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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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薛鸿时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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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逃逃逃逃!”这是杨绛八妹童年时的口头禅,杨绛记忆深刻。如今,“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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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终逃向了世上最难的学问——古希腊语哲学读本、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一头扎进去,忘记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译的习惯,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译,力求通达流畅,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柏拉图的这篇绝妙好辞,我译前已读过多遍,苏格拉底就义前的从容不惧,同门徒侃侃讨论生死问题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我,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2000年,中译本《斐多》出版,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学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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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那张钱锺书曾伏案工作的写字台上,杨绛完成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20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现在,还有100多册外文笔记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岁的老人,仍在坚韧地、静默地“打扫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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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贤妻”:她从来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愿做“灶下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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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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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根据钱锺书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国内播出,每一集的片头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吟诵。用一座“围城”比喻普通人对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动,流传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话是杨绛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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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间能对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体味如此准确,这样的婚姻当然不是“围城”。文学理论家夏志清曾称道他们的婚姻:“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钱杨夫妇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董衡巽也说:“你如果问杨先生,他们的婚姻和《围城》里的像不像,她是会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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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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