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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圆圆。钱锺书致“欢迎词”：“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痴气”的钱锺书不想别的孩子跟钱瑗分享父母的爱，也不想杨绛再受生育之苦，没再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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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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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杨绛回忆道：“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1.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2.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3.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我把这段话读给锺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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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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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钱锺书学成归国，被母校清华（当时为避日寇南迁，是西南联大的一部分）破格聘为教授，前往昆明。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在上海，她不再是钱锺书一个人的贤妻，而要学会做一大家子的贤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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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是传统大家族，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有“江南才子”之名，与杨绛父亲那种留学归来，投身革命的开明作风自然大不相同。早在结婚时，杨家办新式婚礼，钱家办旧式婚礼，杨绛一进门就磕了不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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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杨绛和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处。时局混乱，住处逼仄，杨绛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不便公然看书，好像看不起妯娌姑婆，就借了架缝纫机，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为钱锺书和圆圆做衣服。有时婆婆也请她给小叔子缝点东西。杨绛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却默默学做一切大家庭中儿媳妇所担负的琐事，敬老抚幼，诸事忍让，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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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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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锺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锺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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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钱锺书的新篇旧作陆续出版，第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钱锺书特此说明。该书出版后，钱锺书在两人保存的样书上写下了一句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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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围城》问世即引起轰动。钱锺书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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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相会的老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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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仍在学问中得乐趣。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告诉笔者一个故事：“杨先生曾说，她和钱先生晚上在家面对面泡脚时，喜欢玩一个游戏——杨绛说一个西班牙语单词，钱锺书就对一个意大利语单词，或者钱锺书说一个意大利语单词，杨绛就对上一个西班牙语单词。虽然他们学问很高，但玩起游戏就像孩子一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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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钱锺书、杨绛相继下干校。“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郑土生告诉笔者，“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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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下干校的人见过这对老夫妇菜园相会的场景。在杨绛看来，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旧戏剧里的“情人私会后花园”。有一回，郑土生遇见钱瑗来看父母，一家三口在菜园散步，看上去平和安静，其实这个家庭刚刚经受一场剧痛——钱瑗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因坚决不写黑名单冤枉他人，自杀而亡。后来，杨绛写道：“上次送默存（指钱锺书）走（下干校），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指王德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寥寥数笔，难掩惋惜女婿、心疼女儿的酸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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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锺书，也要冒危险。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去钱锺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于到了钱锺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锺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还有一次过年，钱锺书来杨绛这里吃年夜饭。饭后杨绛送他。因为怕钱锺书近视眼，雪后看不清路，就一直把他送到了宿舍。这时天已黑，杨绛一离开宿舍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打开手电也找不到路。她只好默默在心中回忆方向，大着胆子在荒郊野外、树林中、田地里摸黑向前，途中还摔进了沟里，一路跌跌撞撞，好在最终安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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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钱杨夫妇被遣送回北京，先是搬到钱瑗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后又搬进北师大教职员宿舍。搬家忙乱，已经着凉感冒的钱锺书也想帮忙，“拙手笨脚”地想扫除一堆陈年积土。等杨绛发现时，他已吸进大量尘土，引发哮喘，打针吃药也没见好，直到1974年1月送入医院抢救近4小时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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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们又搬进文学所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那里有三灾：一是鼠灾，大老鼠经常出没，专咬钱锺书的中文笔记稿；二是蚊灾，蚊子多得往脸上撞；三是白毛虫灾，白的毛毛虫变成白色飞蛾，飞来飞去。杨绛最怕软虫，但她还是用筷子夹了小虫，埋在土里。郑土生回忆说：“我记得那是一个临时办公室，墙都裂了缝。钱先生的哮喘病一发病就特别难受，杨先生每次都非常精心地护理。有一次，因为护工不在，杨先生就自己代替护工，整夜不睡。当时杨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有糖尿病。但她总是把钱先生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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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土生还告诉笔者，一次他去看望两位先生，“钱先生感冒了，坐在椅子上，两边、面前都堆着高高的书，像城堡似的，全都是书。钱先生难受了就拿本书看，减轻病情和内心的苦闷。”这些书都是杨绛堆的，只有她才知道什么能缓解钱锺书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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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绛的悉心照顾下，钱锺书写完了《管锥篇》初稿，还参与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无所不能”，他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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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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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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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如今，80多岁的董衡巽还对笔者感慨：“杨先生总批评我‘聪明人’‘懒惰’。她很勤奋，在她的熏陶下，钱瑗也十分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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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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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鸿时曾回忆说：“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又想着女儿。”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锺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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