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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锺书，也要冒危险。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去钱锺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于到了钱锺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锺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还有一次过年，钱锺书来杨绛这里吃年夜饭。饭后杨绛送他。因为怕钱锺书近视眼，雪后看不清路，就一直把他送到了宿舍。这时天已黑，杨绛一离开宿舍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打开手电也找不到路。她只好默默在心中回忆方向，大着胆子在荒郊野外、树林中、田地里摸黑向前，途中还摔进了沟里，一路跌跌撞撞，好在最终安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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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钱杨夫妇被遣送回北京，先是搬到钱瑗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后又搬进北师大教职员宿舍。搬家忙乱，已经着凉感冒的钱锺书也想帮忙，“拙手笨脚”地想扫除一堆陈年积土。等杨绛发现时，他已吸进大量尘土，引发哮喘，打针吃药也没见好，直到1974年1月送入医院抢救近4小时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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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们又搬进文学所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那里有三灾：一是鼠灾，大老鼠经常出没，专咬钱锺书的中文笔记稿；二是蚊灾，蚊子多得往脸上撞；三是白毛虫灾，白的毛毛虫变成白色飞蛾，飞来飞去。杨绛最怕软虫，但她还是用筷子夹了小虫，埋在土里。郑土生回忆说：“我记得那是一个临时办公室，墙都裂了缝。钱先生的哮喘病一发病就特别难受，杨先生每次都非常精心地护理。有一次，因为护工不在，杨先生就自己代替护工，整夜不睡。当时杨先生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有糖尿病。但她总是把钱先生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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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土生还告诉笔者，一次他去看望两位先生，“钱先生感冒了，坐在椅子上，两边、面前都堆着高高的书，像城堡似的，全都是书。钱先生难受了就拿本书看，减轻病情和内心的苦闷。”这些书都是杨绛堆的，只有她才知道什么能缓解钱锺书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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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绛的悉心照顾下，钱锺书写完了《管锥篇》初稿，还参与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在钱锺书眼里，杨绛“无所不能”，他称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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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人想念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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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单位给了杨绛一串钥匙，让她去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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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家人安顿下来，专心读书做学问。每月的工资、所需的书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鸿时等人领来、借来。如今，80多岁的董衡巽还对笔者感慨：“杨先生总批评我‘聪明人’‘懒惰’。她很勤奋，在她的熏陶下，钱瑗也十分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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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瑗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也像杨绛一样，为他人忙得像陀螺，没有自己的时间。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只当是感冒；当年秋冬腰疼加剧，起不了床，也只当是挤公交闪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连站立行走都已困难，住进北京胸科医院，临走前还轻松地对杨绛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3月，确诊是肺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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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鸿时曾回忆说：“那时钱先生住在北京医院，钱瑗的医院在西山，两个医院相隔很远。杨先生是又伺候钱先生，心里又想着女儿。”钱瑗瞒着妈妈，只说是骨结核。杨绛明白女儿可能时日无多，但又瞒着钱锺书，说女儿能治愈，一年或八个月就能好。钱瑗借故不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劳累，也怕妈妈见到她的惨状伤心。两人好不容易见面，“妈妈看着女儿，女儿看着妈妈，一句话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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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3日，医院给钱瑗发了病危通知，钱瑗的第二任丈夫杨伟成告诉了杨绛。八天后，杨绛到北京医院照顾钱锺书，钱锺书忽然对着她背后大叫了七八声“阿圆”，然后对杨绛说：“让小王送阿圆回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锺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杨绛答应转告圆圆后，他才安静。此后，钱锺书不再呼唤阿圆，也绝口不问女儿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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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最后一次见女儿是1997年3月3日。第二天下午，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锺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四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其实杨绛第一天说时，钱锺书心里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说“她已去了”，钱锺书还是体温立即上升。不过，钱锺书从此也就心安了。杨绛问他：“若我聪明点，还能骗你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的钱锺书摇头。杨绛又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钱锺书点头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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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钱锺书去了。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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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感谢社科院外文所的帮助，部分内容参考了《听杨绛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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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笔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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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仲夏到中秋，我们走进杨绛的世界。她的小说、散文、剧作、译著，读得越多越会感叹：这么平实灵动的文字，就像一位智慧温婉的女子在娓娓讲述，却比当下流行的各种文笔更打动人心。同她学生、同事、老友、晚辈的每一次长时间谈话，都能听到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感受到她温厚的品性和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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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小故事，给我们印象最深。一个是：她的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另一个是：陈道明在演完《围城》后，有一段时间很浮躁，后来他去了钱锺书和杨绛家里三次，每次家里唯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唯一能闻到的是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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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杨绛之间，隔了几代人。当年她眼中的“年轻人”，现在已是我们眼中的“老先生”。望着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很难想象他们在杨绛身边做“年轻人”的样子。这就像杨绛在《五四运动》第一段中说的，“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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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她是穿旗袍的那一代，我们是玩“苹果”的这一代。可是，为什么在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用“苹果”读杨绛的故事？仅仅因为她长寿吗？还是因为她是钱锺书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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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绛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因为她智慧而温厚，从不飞扬躁厉；因为她坚韧而幽默，从不忘记微笑；因为她勤勉而淡泊，从不追名逐利；还因为她求真而勇敢，从不说假话认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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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惦记她，是在惦记这个时代缺少的美好品质。（撰文：王肖潇 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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