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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告诉笔者,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是他自己,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谁都不能影响他。”谈到跟莫言的私交,马悦然介绍,他跟莫言认识30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近年来,他也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笔者说:“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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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瑞典语版本是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生死疲劳》非常精彩,五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本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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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个月前陈安娜去了趟中国,当时她先生就很激动地跟笔者说:“这关系到中国人获诺奖呀!”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明年得奖,没想到今年就能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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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不景气,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下调了20%,从往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变成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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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密平静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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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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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时间接受了笔者的电话专访。“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自己获奖”,“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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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由于苦苦等待采访的媒体太多,莫言只好出现在高密一家酒店里,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他告诉笔者:“我觉得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网上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以挺我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记者很兴奋,莫言则相当冷静。“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今后创作的一种巨大鞭策。(我要)尽快从当前的热闹与喧嚣中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风趣地说:“要花大量时间应付你们这些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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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笔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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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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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笔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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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三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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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蛙》是一部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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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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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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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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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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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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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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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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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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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写作是在两个方面双向突破。一方面在内容上探险,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开始写爱情、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写坏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险,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革新。这些实验尽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段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就不会意识到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创造自己文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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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现在,汉语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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