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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告诉笔者，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是他自己，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谁都不能影响他。”谈到跟莫言的私交，马悦然介绍，他跟莫言认识30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近年来，他也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笔者说：“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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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瑞典语版本是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生死疲劳》非常精彩，五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本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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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个月前陈安娜去了趟中国，当时她先生就很激动地跟笔者说：“这关系到中国人获诺奖呀！”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明年得奖，没想到今年就能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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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不景气，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下调了20％，从往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变成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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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密平静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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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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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时间接受了笔者的电话专访。“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自己获奖”，“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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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由于苦苦等待采访的媒体太多，莫言只好出现在高密一家酒店里，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他告诉笔者：“我觉得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网上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以挺我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记者很兴奋，莫言则相当冷静。“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今后创作的一种巨大鞭策。（我要）尽快从当前的热闹与喧嚣中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风趣地说：“要花大量时间应付你们这些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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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笔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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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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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笔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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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三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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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蛙》是一部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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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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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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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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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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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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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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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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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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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写作是在两个方面双向突破。一方面在内容上探险，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开始写爱情、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写坏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险，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革新。这些实验尽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段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就不会意识到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创造自己文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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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现在，汉语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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