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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笔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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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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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笔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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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三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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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蛙》是一部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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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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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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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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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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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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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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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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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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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写作是在两个方面双向突破。一方面在内容上探险，突破各种各样的禁区，开始写爱情、写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写坏人的优点；另一方面在形式上探险，借鉴西方文学的写作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小说技巧进行革新。这些实验尽管有缺陷，但是非常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段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就不会意识到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要创造自己文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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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现在，汉语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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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现在不敢轻易谈创新的问题，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对自己来说是新的，在别人看起来往往还是旧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你过去没有写过，现在写，就是创新；别人写没写过，可以不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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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离不开传统，创新也必须向外部学习。你只有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你只有知道现在国外的作家在写什么、在怎么写，你才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创新。另外，我觉得要创新还必须大胆向小说以外的艺术形式借鉴，比如传统的作家应该谦虚一点，向网络作家学习，向年轻作家学习。如果你不了解年轻人写了什么东西，你谈创新，也是一句空话。当然，还要尽量涉猎更多的艺术形式，包括话剧、戏曲，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有可能被移植到小说里面，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可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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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品的新，就是我前面说的三点。第一是题材新，过去写得很少或者没写过的。第二就是大胆对一些东西进行反思，文学里面应该有忏悔，作家应该在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进行反向思维。第三，关键是人物，一个作家最终让人记住的不是他讲的故事，而是他塑造的人物。讲曹雪芹想起贾宝玉、林黛玉，讲鲁迅想起阿Q，讲张爱玲想起曹七巧，故事我们可能都忘掉了，但人物在我们脑子里有形象。如果一个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或者几个让人难忘的新人物，这个作品肯定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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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小说里的故事都很神奇，是您的个人经历就那么神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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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很多事情是童年听说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写的时候肯定有大量的想象，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经过作家的想象和发挥，也会变得非常华丽，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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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的小说有一个永恒的背景，就是家乡高密。现在有个说法，您就是高密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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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高密没有旅游资源，山啊、水啊、古迹啊都没有。它曾经是个很发达的县城，有庙宇城墙，如今彻底没有了，片瓦不留。高密也想搞文化、搞旅游，难度很大，就拿我来做文章了。我跟我们县里的领导说，只因高密名人少，故把莫言捧上天。但我头脑是很清醒的。高密建了莫言文学馆，怎么来的呢？最初退休的老干部成立了莫言研究会，正好县里有个空置的旧楼，他们跟县里商量，反正空着，索性拿过来给我们用，于是在那里搞了一个莫言文学馆。我是反对的，但也没办法，人家说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你没权干涉吧？2009年举办开馆仪式，我说我非常感谢，但这个小楼里摆的那个莫言跟我已经没有太大关联了，我非常清楚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高密就是作家少，如果像北京、南京一样多，肯定就轮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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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一些西方学者批评您的作品，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他说您用43天写出一部小说是“不尊重语言”，德国很多作家一天只写一页；而且批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差，没有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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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1987年就见过顾彬，他的批评我觉得有道理。德国很多作家更多是在思辨，不像我们这样迷恋故事。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但如果小说光有思辨，没有人物，还能算个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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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对语言的重视，我完全同意，不管你写故事性强的小说，还是写思想性强的小说，语言肯定都是第一要素。如果懂一门或者两门外语，那更好啊。假如我们能直接阅读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小说，可能比读翻译的小说好得多，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有的小说可能是一流小说，翻译过来就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了。另外，如果我懂一门外语，我肯定会和母语形成一种对照，在比较中我才会知道汉语哪里比英语好，哪里不如英语，才有可能形成语言的创新。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我50多岁了，再要求我学外语，我努力一下，也许能学会问路、点菜，但要学会阅读原文、体会原文的精妙，那太难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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