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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1987年就见过顾彬，他的批评我觉得有道理。德国很多作家更多是在思辨，不像我们这样迷恋故事。思辨确实是我们中国作家的弱项，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补补课。但如果小说光有思辨，没有人物，还能算个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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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对语言的重视，我完全同意，不管你写故事性强的小说，还是写思想性强的小说，语言肯定都是第一要素。如果懂一门或者两门外语，那更好啊。假如我们能直接阅读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小说，可能比读翻译的小说好得多，因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有的小说可能是一流小说，翻译过来就成了二流甚至三流的了。另外，如果我懂一门外语，我肯定会和母语形成一种对照，在比较中我才会知道汉语哪里比英语好，哪里不如英语，才有可能形成语言的创新。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我50多岁了，再要求我学外语，我努力一下，也许能学会问路、点菜，但要学会阅读原文、体会原文的精妙，那太难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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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前面您也提到，传统作家要向网络作家学习，您怎样看待当下的网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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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网络文学我读得不多，但我知道在网上已经热火朝天了。我上过一次小说网站，发现很多网络作家的语言十分纯熟。一些活跃在年轻人口头上的语言表达方式，在我的交往圈子里是听不到的，很生动，当然有的也很玄。阅读这样的网络文学，能使我与当下的生活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感受到我现在不熟悉的生活氛围。比如，网络上很多人写的悬疑小说、惊悚小说，想象力是非常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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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网络文学就像早些年的网络购物一样，是势不可当的。将来文学阅读的时间，慢慢会被网络阅读吃掉，人们读小说更多是通过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传统的纸质阅读肯定会变成一个小小的角落，但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手捧一本书的感觉是特别的，是能够欣赏书本装帧的艺术美的，会有一部分读者愿意用这个方式来阅读。只不过，再也不会有洛阳纸贵的现象了，将来纸书肯定是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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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怎么看待当下的80后写作？他们的生活经验可能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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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生活经验简单对初期写作肯定构成障碍，每个作家的初期写作多半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的，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物，甚至写自己。但写“我”、写学校，这点资源写两本小说就用光了，你不能老写你高中那段生活。现在很多青春作家面临着怎么突破小我、小环境、小圈子，进入到更大的社会环境里，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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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广阔的思想，只有通过阅读和生活，没有别的办法。阅读可以弥补生活经验的贫乏，读历史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前提，读科幻可以让你的生活往外扩。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都充满了时代意识，80后作家和50后作家写的历史小说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意识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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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马小淘，这些80后作家都有各自的特点。李傻傻是从农村出来的；韩寒是离经叛道的、反叛者的形象；郭敬明的作品是建立在动漫基础上的小说，想象的东西比较多，跟现在生活的关联非常少；张悦然刚开始是写女性的情感经验，现在也在慢慢扩展。他们还是形成了各自的风格。（撰文：刘仲华 董阳 张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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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沉默少年”到“军旅作家”：家在“高密东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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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也几乎一夜之间把中国的乡土文学推上了世界文坛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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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哪里寻？山东高密东北乡。”这是山东高密人最感自豪的一句口头禅。“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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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出现在莫言作品里的“高密东北乡”，不仅是莫言笔下绝大多数故事发生的舞台，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符号。几年前，一批文学青年曾结伴游览高密，只为亲身感受莫言笔下的风物人情。看到一些和小说里相符的场景，他们会激动不已：“这是当年《红高粱》里的那块地，这是《丰乳肥臀》里提到的，这是《蛙》里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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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这片典型的中国北方乡土，滋养了莫言两个生命：自然的和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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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作家，只是为了不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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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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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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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从哪一年起，莫言萌生了写作的念头。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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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当兵是男孩子的最高理想。经过四次报名，1976年，莫言终于如愿参了军。在站岗放哨时，虽然莫言保持着挺拔笔直的身姿，但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写小说的事。三年后，莫言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叫《春夜雨霏霏》的文章，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部队里，莫言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3年，已是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被调到北京的部队。在这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很多作家。他的作品《民间音乐》，曾得到著名作家孙犁的赏识。不久，莫言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并开始了专业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象征家乡的地名，这个地名从此成为他的专用地理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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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冲动，诞生了《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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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莫言参加了一个关于写作的座谈会，会上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一位老作家说：“中国共产党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人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莫言听了这话，有点激动，他当时就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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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位有着“无知无畏”气魄的年轻人，在座的老作家们也只是相视一笑，不以为然。但是，没过一个星期，莫言就将一篇战争小说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它就是《红高粱家族》（部分）。此书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一炮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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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正在为找好剧本发愁的导演张艺谋慕名而来。那时候，站在莫言面前的张艺谋也还是个年轻人，光头，短裤，赤脚，手上提着两只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他是从太行山电影《老井》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的，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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