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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本人目前还很清醒:“决定一部作品流传的广度和长远度的,最终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红楼梦》没有得过任何奖,但是流传不衰,而很多得奖作品如过眼云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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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中肯。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极大的偶然因素。细瞧这些年的得主,多半“冷门”得让人跌破眼镜,比如2009年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雀屏中选,德国各路文学专家在媒体面前就十分尴尬:对赫塔实在所知甚少。国人曾经诧异的,还有2000年入法国籍仅三载的中文作家高行健被选中——鲁迅、巴金、张爱玲没能拿到的诺贝尔文学奖,落入搞先锋派戏剧这一小众文化的“海外游子”之手,让不少中国读者成了“丈二和尚”,从此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淡了许多。相比之下,莫言几乎可以算是“流行小说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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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察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届得主,正如有些专家形容的,它“除了文学性以外,更像一个政治立场、性别、国家之间的平衡和博弈”。政治立场,是标榜反集权反专制,有此色彩的作家,中选机会便陡然增加。诺贝尔文学奖对女性作家也颇多偏爱,近年来,除了赫塔,还有2004年得主、《钢琴教师》作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2007年得主、生于伊朗且一度参加过共产党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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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特征看,边缘化写作几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不二之选。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能够胜出殊为不易,这甚至可能是瑞典人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姿态。或者说,他们还真比某些说着国语却激烈反对莫言获奖的人更能读懂莫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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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国人反对莫言作品进高中语文课本。这让人不解,虽然获奖不意味着作品层次的飞升,但因为获奖而抹杀莫言作品的价值,更为荒谬。倘以莫言作品取代某些长期盘踞语文课本的庸俗颂歌式散文,又有什么不好呢?毕竟,生于饥饿年代、为了有饺子吃而决定当作家的农村汉子莫言,以及他隐藏在魔幻般的文字张力之中的批判精神,能告诉孩子们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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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莫言获奖有偶然性,但是莫言并不因为偶然获奖就变得“可耻”,他从文学角度精准解构中国农村神话的努力,也并不因此就该被无视。莫言拥有雄健而悲悯的洞察力与表现力,文字有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更有对弱者冷冷的洞悉与怜惜,当然,我们更期望他对中国“分裂的文明”与社会现实,继续拥有一种深刻的宏观审视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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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就算对这一切均不感兴趣,逛逛高密的万亩红高粱也无妨。只要这笔打造“莫言旅游”的巨资,决策程序公开透明,经得起审计。毕竟,文化需要载体,文学也需要载体,跟着父母逛万亩红高粱的孩子们,或许更容易萌生阅读莫言以及更多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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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竖要人被“消费”,如果非要选择,那还不如是莫言,不如是“红高粱”,尽管他本人未必愿意,就算是一种牺牲吧。(撰文: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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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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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让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得到挑剔的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青睐,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在莫言得奖之前,他就已经把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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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把我领进汉语翻译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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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年少时他不爱读书,终日游手好闲,可以说是个“古惑仔”。他的功课倒不算差,基本上每门课都能蒙混过关,却总卡在亚洲历史上。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他就想:“我连英文都认不全,为啥还要学中文?”没想到,这样一个学生,日后会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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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4日,葛浩文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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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时,葛浩文从加州州立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身无长技的他找不到工作,于是决定当兵,进入海军军官培训学校,毕业后被派到美国海军驻台湾的司令部,成为一名通讯官。“最初我听说自己将被派往台北,等正式命令下来后却发现是派往台湾。我感觉受到了愚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是台湾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当时我有多蠢了吧!”多年以后,葛浩文这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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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葛浩文先后被派驻日本和越南,然后又回到中国台湾。经受过越战洗礼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少轻狂,并拿起书本。“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进去书”。他发现自己有学汉语的天赋。“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他向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老兵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退伍后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学习,直到得知父亲患上癌症的消息后,他才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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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葛浩文继续学习中文,先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又到印第安纳大学继续攻读博士。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导师向他提起中国有一对作家伉俪萧军、萧红,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葛浩文就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而萧红则激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1974年,他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五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出版,掀起了一股萧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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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后,葛浩文曾在哈尔滨生活过一年,为的是继续做关于萧红的研究。他去过萧红就读的中学,还专门拜访了萧红故居。天寒地冻不能出门时,他就在家中翻译“二萧”的作品。“萧红把我领进汉语翻译的大门。”葛浩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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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洋人”的眼光看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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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是张洁创作的《沉重的翅膀》,它曾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译本在美国卖得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此后,葛浩文“一翻而不可收拾”,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通过他的笔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1984年,他还创办了《当代中国文学》杂志,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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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市场十分有限。美国每年大约出版10万种书,其中只有2%到3%是翻译书。“一部中国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葛浩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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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他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姜戎的《狼图腾》时,书中有许多蒙语词,他就专门找到来自内蒙古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帮忙。葛浩文把翻译当成重新创作的过程。“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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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逐渐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戴乃迭这样评价他:“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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