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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他学经济，“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毕业后，他在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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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大一开始，周有光就表现出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求学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字母学方面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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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和汉字较劲。胡适等人支持白话文运动、推广国语；瞿秋白、吴玉章等受苏联影响很深的中共代表，提倡方言拉丁化（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更激烈的钱玄同、鲁迅等主张废除汉字，鲁迅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周有光也写了文章，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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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银行等行业恢复，周有光被派去美国培训，坐了14天轮船，“快到子午线，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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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去工作，但周有光不肯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看书。新中国成立前，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周有光学经济多年，想着中国当时最急需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在复旦大学教书，同时在银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真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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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后来的发展令人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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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早年发表过相关文章，周有光被推荐参会。“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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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留在了北京，意外逃过了上海的“反右”运动。若干年后，回想起他离开后，上海银行界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几乎全部遭殃，他感慨：“我算是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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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拼音改革方案。研究起来很复杂，最后出来的结果很简单，别人跟他开玩笑：“几个字母，搞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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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远不止三年。“花三年搞出中国标准，再花三年变成国际标准。”各国图书馆、航空地名，都使用新的拼音方案……后来周有光写了《汉字改革概论》，主张在中国建立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不过我孙女笑话我：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言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个0。她说得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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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之外，周有光还有一件事令人称道，那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初就因为周有光从美国回来，带回一套百科全书，连襟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后来这个绰号被大家叫得更起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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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差，一套二三十本，一般人买不起，就压缩成《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周有光知道，这本书出来，赚不了钱，但“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必须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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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算是“四朝元老”，亲身感受过民族衰亡、政权迭起，国家如何从战乱走向富强，一生的情怀都放在家国大事上，从不苟且而活，而是立志要成为“国之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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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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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给过周有光很多机会与磨难，他越来越乐观，也越来越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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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结婚。张家是名门大户，张父给了张允和一笔巨款，2000元钱。小两口商量：这笔钱不要花，要出去留学。但去美国不够，于是去了日本。两人的婚礼，倒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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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一家人避难重庆。有一次周有光在路上，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掉到沟里，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受伤，而周围的人全死了。后来搬家到成都，一个流弹打进花园，儿子周晓平的肚子上穿了五个洞，还好离美军医院近，抢了一条命回来。女儿周小禾却因盲肠炎得不到合理治疗，早早夭折，成了老人永远的一个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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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和文字学家林汉达一边看守高粱地，一边讨论大众语文问题，越谈越兴起。他问林汉达：“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儿来的？”林汉达反问：“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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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陈毅、周恩来私交甚密，但他不触碰政治，只研究学术。早年大学里的同学，很多从事外交。毕业之后，好多人请他去外交界做事，妻子张允和断然反对，周有光也深以为然：“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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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之后，周有光退休，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里大半个世纪，我发现井外还有一个知识的海洋，在这个海洋里面，我是文盲。”所以，晚年他看了很多专业外的书，但依然不看虚构文学。“不是不喜欢，而是我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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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读书，周有光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考古不易，考今更难。”90岁到100岁之间，他还写了《苏联历史札记》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等文章。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国家跑得很慢，有的国家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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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她在世时，老两口上午下午都会喝茶，“举杯齐眉”的小动作做了多年，相视一笑，有敬也有爱。她去世后，周有光把书房的两张座椅换成了一条长沙发，一度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回卧室睡觉。妻子的照片则在对面书柜上，依旧两两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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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自嘲是“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年轻时“天真幼稚”，年老后“敢说真话”。“国学热”兴起之后，有国学大家曾论断，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周有光觉得不对，他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事，他提出双文化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10岁生日临近前，有后辈为他举办生日座谈会，他没法亲自出席，还专门录了一段视频，叮嘱大家“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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