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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徐中玉:大学不能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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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徐中玉(1915— ),江苏江阴人。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1952年起先后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教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自学指导》等刊物主编。著有《鲁迅遗产探索》《古代文艺创作论》《激流中的探索》等,主编文学研究丛书七套、大学教材《大学语文》五种及《大学写作》《古代文学作品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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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978年,新上任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在自己的就职宣言中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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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那一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不满当时的语文教材,专门邀请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编写《大学语文》。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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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徐中玉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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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过去,语文的价值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中小学校园里,诵读、补习英语的远比捧读语文课本的多得多。就在最近,作为重点高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将大学汉语改成选修课。当年那辈懂得语文之用的大家们多已作古,只有徐中玉先生是难得的长寿之人,到2014年农历正月初二就整100岁了。按传统祝寿“做九不做十”的习俗,不久前,华东范师大学和上海作协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百岁庆贺活动。老人家虽不像前些年那样行如风,但身板依然硬朗挺直。国字脸,剑眉,硬挺挺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的,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老人家喜欢说过去,对现在语文的衰落,只喃喃一句:“大学不能‘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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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忧患深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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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经历可以说很单纯,可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动荡了。年少时,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师范科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徐中玉便考取了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先得去小学当两年教师,才能接着考大学。十七八岁的徐中玉,做了两年“孩子王”,然后揣着攒下的200块钱,考上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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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日军侵华,被搅得支离破碎:随高校内迁到重庆,又转而到了中山大学。学业却在受难的日子里毫不松懈,一口气读到了硕士。他在自己写的《忧患深深八十年》一文中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错,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咀嚼这番话,你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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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多年间都“躲”在校园里,徐中玉却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在山东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自力更生筹措学习费用,徐中玉进大学后就开始发表文艺作品,为当时一些著名报刊撰稿。其间山东大学曾一度并入重庆中央大学,徐中玉担任中大文学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曾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到学校讲演,开风气之先。由老舍介绍,徐中玉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协会中唯一尚在读书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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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中玉回到复校的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指为“奸匪”,密令将他中途解聘。1947年,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兼在同济、复旦中文系教课,同时在《观察》《大公报》等民主刊物上发表文章。徐中玉还与姚雪垠合编了《报告》周刊,但第一期印出即被禁止发行。上海解放后,徐中玉欢欣鼓舞。1952年,因院系调整,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教学的同时,笔耕更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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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知识分子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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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学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中,徐中玉的“硬朗”是其突出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来自于他果敢的性格、独立的操守以及不妥协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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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肃反”运动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把施蛰存先生作为批斗对象。徐中玉仗义执言,当众为施先生辩护。1957年,徐中玉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被划为“右派”,主要罪状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定案”后他被赶出中文系,发配到图书馆库房整理卡片。“反右”中,上海作协要批判徐中玉,老友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是无益的,但徐中玉却抱着“宁折不弯”的决心,说:“我横竖横了(上海方言,意思是死也这样,活也这样)。”果然,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甚至反唇相讥,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中玉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绝非有些人胡说的民族罪人,结果他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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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反右”后“文革”,二十多年间,徐中玉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因为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他后来编著的许多作品也都得益于这些卡片。正是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信念,使他得以度过那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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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徐中玉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其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都贯穿着他的忧患意识。凡是他觉得于国于民于党有利的话,从抨击严重腐败之风到文化的失落、教育的困境、道德的沦丧,该讲的他都讲了,不仅私人场合讲,而且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在和他共事半生的钱谷融老先生眼里:“中玉兄不但热心公益,勇于任事,而且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徐中玉的学生、著名文艺理论家毛时安感慨道:“倘若有什么能概括先生形象特征的词的话,在我看来,最准确的莫过于‘风骨’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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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骨,徐中玉自己是这么解读的。他说:“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徐中玉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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