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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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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华东师大作家群”背后的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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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文坛都知道上海有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包括陈丹燕、格非、许子东、朱大可等数十个77级、78级学生，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儿童文学等各个方面。这被认为是教育界、学界、文坛的一大奇观。创造了这个奇迹、站在这个团队背后的主帅，就是徐中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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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支持和鼓励同学们的课余文学创作，还常常在全系大会上点名表扬一些在创作上有成绩的学生，推动了中文系的创作热。他做过一项高校中文系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作家赵丽宏当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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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徐先生还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举办了全国古代文论师资培训班。王元化、舒芜、吴组缃等名师从四面八方来到培训班授课。一时间鸿儒云集，名流荟萃，真当得起“盛况空前”四个字。在这个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出版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如今，当年的学生大都成了高校国学研究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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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先后主编过十多种期刊。90多岁时，他还在坚持亲自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审阅所有来稿，每期共计有二十七八万字，对一位如此年纪的老人来说，这种工作量是不可思议的。由于编辑工作的时间限定，他多次放弃了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的机会。已退休的子女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徐先生总是笑笑：“我还可以，责任未尽。”直到去年，徐先生由于自感记忆力下降，主动引退，但依旧热切关心着刊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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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人仍然每天晚上11点半以后才睡觉，早上6点钟就起床，中午从来不午休，是上海有名的健康老人。“我的秘诀就是走路，每天要走一个多钟头，从家到长风公园，不停地走。要是路上碰到钱谷融先生，就一道走。走路有什么稀奇呢？贵在坚持而已。散步健身，工作健脑。Keep walking（坚持走路），Keep working（保持工作状态）！”他的头脑里经常思考着各种问题。“看到报纸上有需要的资料，我就自己剪下来，隔一段时间整理一下，这样以后使用的时候就不用临时去找了。想到一个问题，我至少可以找到二三十篇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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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的老伴已经离世，女儿、儿子也都到了古稀之年。儿子当年在美国读完博士留在那里，后来成为终身教授。重孙辈如今都已经快10岁了。一家人四世同堂，难得一聚，倒也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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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老人百岁华诞，众多媒体也争相采访，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徐老对自己的苦难、个人恩怨总是避而不谈，因为他早已不予计较。虽曾经颠沛坎坷，大起大落，但老人于国于己真诚不渝。1984年，徐老年届七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就写下如此心声：“年已七十，复何所求，只想以此鞭策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还有什么个人恩怨须记，觉得认真总结教训，一致向前看才是道理。”（撰文：楼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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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杨宪益：翻译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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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杨宪益（1915—2009），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生于天津。l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历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编译馆编纂、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等。与夫人戴乃迭合译有《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学界称其“翻译了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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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多位文化老人离我们而去。临近2009年岁末，这份名单里又添上杨宪益。笔者曾在2009年初秋登门专访杨宪益先生，那时的他鹤发童颜，精神很好，口齿清楚，思路清晰。而就在此前两个月，他还被授予中国翻译协会终身成就奖，这个奖是授予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杨老是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第二位获此奖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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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辗转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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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1915年生于天津。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亲杨毓璋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天津中国银行第一任行长。杨宪益五岁那年，父亲去世。之后，他被包围在一大堆女人和仆人中间，处处受到过分的呵护，失去了许多正常孩子的欢乐。杨宪益一辈子没学会骑自行车，也不会游泳。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母亲请了老师在家教他，杨宪益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1927年夏，外面的世界终于向杨宪益打开大门，他进入天津新书学院就读。“中学毕业后，有一个英国老师正要回英国，我就跟他一块走了。”杨宪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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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深秋，杨宪益到达伦敦。苦读五个月后，他一举通过了牛津大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笔试，面试官对其考试成绩感到不可思议，但又认为杨宪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还不够扎实，所以直到1936年秋，杨宪益才得以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攻读希腊和拉丁文的荣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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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期间，杨宪益结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戴乃迭。“我认识了一些英国年轻人，我们经常出去玩，一次在一个湖上划船时，跟我同一个学院的一个英国年轻人带了一位女士，她就是戴乃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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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英文名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1919年出生于北京，七岁以后才回到英国。童年的记忆让戴乃迭对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与杨宪益的接触中，两颗年轻的心慢慢地靠在了一起。两人相恋后，戴乃迭毅然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中国文学，杨宪益也开始转攻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他们日后在翻译界创造辉煌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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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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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杨宪益拒绝了去哈佛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中的祖国。这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根本就没有想离开中国。”回国一事他甚至没跟戴乃迭商量，因为“我们已经订婚，订婚以后她自然要跟我一起回中国，这不奇怪，她的父母亲都在天津，而且她本身对中国也是非常感兴趣、非常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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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和戴乃迭终于在1940年中秋飞抵重庆。他收到吴宓和沈从文的信，本计划去昆明的西南联大教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因母亲阻拦，只好留在重庆中央大学英语系担任副教授。与西南联大的失之交臂，让杨宪益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转折：“我要是跟他们在一起，日本投降后我就会到北京了，也不会到国立编译馆，也许就不做翻译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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