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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翻译要直白的同学赵瑞蕻也批评他:“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加了许多不该加进去的东西。”90年代中期,围绕直译和意译,中国翻译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南京大学和《文汇读书周报》联合,对当时已有的《红与黑》十几种译本进行读者征询调查,三个星期里收集到316份意见和长信。至于读者反馈的意见和结果,是“直译派”大获全胜——超过3/4的人赞成“等值”翻译;而以许渊冲为代表的“意译派”则落败——只有不到1/4的人支持“再创造”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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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许渊冲写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给西南联大师友人手一本。每本上都附有不同的献词,送给赵瑞蕻的上面就写着:“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他译得很直白,就是‘我喜欢树荫’‘市长夫人去世了’,我呢,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魂归离恨天’。我的明显要更好嘛!当年我是失败者,他们说我的译法不好,要按西方的来,可是到最后,谁走出去了呢?到现在,终于明白了。”许渊冲滔滔不绝地说着,自信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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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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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到许先生之前,看到他的一些事迹,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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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和笔者聊天时,他也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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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采访过程中一气聊下来,你会发现,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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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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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译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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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不仅仅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家国抱负,也是让自己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译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户,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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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笔者问道。“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文最后一句话,直译就是: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生豪翻的是:‘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有谁见过这样的爱怨辛酸。’这多有才啊,好得不得了。但是,朱生豪30多岁就去世了。而且他学历不够,才高于学。卞之琳才学都有了,可他太重视押韵。原文是怎样的平仄押韵,他就按怎样的节奏译。他们译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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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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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26个英文字母里的最后3个字母——XYZ,“正好是我名字的字母首拼。‘冲’在法语里念zong,首字是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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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撰文: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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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李文俊:“经典名著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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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李文俊(1930— ),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译著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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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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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7日的“加缪逝世50周年座谈会”上,柳鸣九、罗新璋、李玉民、施康强、李文俊、叶廷芳等老翻译家齐齐出现在现场。银发皓首的他们,不禁让人回想起加缪作品全面进入中国人视野的20世纪80年代,很多外国文学大师的光辉,借助当时翻译家之手,照耀了无数成长于那个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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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原主编、翻译家李文俊向笔者回忆起当时翻译界的盛景时,时年80岁的他不禁随口吟出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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