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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译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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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不仅仅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家国抱负,也是让自己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译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户,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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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笔者问道。“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文最后一句话,直译就是:世界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生豪翻的是:‘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有谁见过这样的爱怨辛酸。’这多有才啊,好得不得了。但是,朱生豪30多岁就去世了。而且他学历不够,才高于学。卞之琳才学都有了,可他太重视押韵。原文是怎样的平仄押韵,他就按怎样的节奏译。他们译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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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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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26个英文字母里的最后3个字母——XYZ,“正好是我名字的字母首拼。‘冲’在法语里念zong,首字是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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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撰文: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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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李文俊:“经典名著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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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李文俊(1930— ),广东中山人。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1994年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译著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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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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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7日的“加缪逝世50周年座谈会”上,柳鸣九、罗新璋、李玉民、施康强、李文俊、叶廷芳等老翻译家齐齐出现在现场。银发皓首的他们,不禁让人回想起加缪作品全面进入中国人视野的20世纪80年代,很多外国文学大师的光辉,借助当时翻译家之手,照耀了无数成长于那个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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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原主编、翻译家李文俊向笔者回忆起当时翻译界的盛景时,时年80岁的他不禁随口吟出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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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翻译福克纳,“丢了半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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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出第一本小说起,李文俊就从没离开过翻译这一行。如果说他最初的翻译是因为爱好,那么,把翻译当成一生的职业则出于一种使命感。他曾为“啃”下福克纳这块翻译界公认的“硬骨头”而累得心肌梗死,“丢了半条命”。笔者见到他时,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外国文学插图精鉴》的样书,当这部他和几位编辑完稿多年终得以出版的作品送到时,他迫不及待拿在手中反复摩挲,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老人风趣地说:“样书拿到手,我就可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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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如何走上翻译这条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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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我是受了范长江、萧乾等著名记者的影响才报考新闻系的。后来做起翻译,是因为发现新闻这条路走不通。由于时代的关系,我的同学后来从事新闻职业的,在发展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我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职员,对我学英语影响很大。当时的学校也十分注重学生的语文水平,我们经常被要求用文言写作文,所以,在语言方面,很早就开始为日后的翻译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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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我就和两个中学时的同学合译了美国作家霍德华·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就这样开始做起翻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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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分配工作,我辗转到了当时的《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那时候,就是对很有名气的翻译大家的译文,我们都要查对原文,如果我觉得他译得不对,就用铅笔写在旁边,然后交给组长看,给萧乾看,最后拿给译者本人看,等回稿过来,我再看一遍,等于是上了好多年的翻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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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都知道您最早在中国介绍了卡夫卡和福克纳,卡夫卡是德语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则是公认最难翻译的,当时为何选择介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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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要出一批书,找我咨询意见。当时我认为能翻译的重要作品只有内部出版的书了。我经常看国外的报刊,知道卡夫卡在外国很受重视,而我们国家搞德语的翻译家却都没注意到他。我就对出版社说:“要译就译卡夫卡吧。”不过我做的只是将卡夫卡从西方引进来,他的作品还是应该由学德语的人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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