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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我是受了范长江、萧乾等著名记者的影响才报考新闻系的。后来做起翻译，是因为发现新闻这条路走不通。由于时代的关系，我的同学后来从事新闻职业的，在发展方面都受到很大限制。我父亲是上海一家洋行的职员，对我学英语影响很大。当时的学校也十分注重学生的语文水平，我们经常被要求用文言写作文，所以，在语言方面，很早就开始为日后的翻译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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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我就和两个中学时的同学合译了美国作家霍德华·法斯特的《最后的边疆》，就这样开始做起翻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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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分配工作，我辗转到了当时的《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那时候，就是对很有名气的翻译大家的译文，我们都要查对原文，如果我觉得他译得不对，就用铅笔写在旁边，然后交给组长看，给萧乾看，最后拿给译者本人看，等回稿过来，我再看一遍，等于是上了好多年的翻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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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都知道您最早在中国介绍了卡夫卡和福克纳，卡夫卡是德语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则是公认最难翻译的，当时为何选择介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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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想要出一批书，找我咨询意见。当时我认为能翻译的重要作品只有内部出版的书了。我经常看国外的报刊，知道卡夫卡在外国很受重视，而我们国家搞德语的翻译家却都没注意到他。我就对出版社说：“要译就译卡夫卡吧。”不过我做的只是将卡夫卡从西方引进来，他的作品还是应该由学德语的人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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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我就在外国期刊上看到过对福克纳的介绍，那时候美国最有名的作家就是海明威和福克纳，但比起海明威，福克纳在中国比较陌生。1958年，我从福克纳的集子里选了两个短篇找人翻译——我那时候还是个小编辑，还不宜翻译这样难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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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约我编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我想，怎么能光说人家好，却不把他的作品给人看？所以我就开始翻译福克纳了。钱锺书先生也曾对我说，“福克纳的东西很ennui（烦闷，难缠，指很难译），不过ennui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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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选择翻译什么作品的时候，您一般持怎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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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我那时候的工作主要是关注外国文学的潮流和动向。20世纪60年代，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是主流，我们也会介绍很多西方作家的作品，如阿瑟·米勒、威廉·福克纳、海明威、萨特、多丽丝·莱辛等现当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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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个人喜好也很重要。如果译者和作者艺术风格方面不投缘，也翻译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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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对年轻译者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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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年均出版翻译作品一万多种，能流传下来的东西却很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很多出版社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跟风（获奖风和畅销风）现象十分严重，一本书两三个月就翻译出来匆忙出版，肯定会影响到翻译质量。另一方面，现在很多译者，可能对某一门外语有所专长，但自身的学养储备则远逊色于那些有旧学功底和广博知识的前辈翻译家，因此，当前翻译作品中，错译、漏译的现象十分严重。听笔者谈起翻译界的现状，李文俊笑着摆手：“不要引导我批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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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目前，在介绍世界文学方面，您认为都存在哪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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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其实，不妨站得高些，换个角度看待今日译界的状况。改革开放前，只有少数几家出版社有权出书，图书种类有很大局限性，当时有志于文史翻译的青年想进入译界是很难的。现在的局面无疑要宽松、灵活多了。不仅品种、印数大量增加，也不缺乏较合规范、严谨甚至称得上精彩的译文。对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我们应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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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赶工期，出版社有时请几位译者合译一部作品，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在衔接和语言风格上必然有诸多问题，质量可想而知。不过，滥译乱译这方面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其实也不难。除了译者们要严于自律外，出版社方面应顾全自己的声誉，审稿签约上要把紧关口，买书的读者也注意不要为价格低廉、装帧花哨的货色所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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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认同翻译界已经没有大师这样的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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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俊：记得1978年，我参加了“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我当时的作用似乎也就是会场门口散发刚打印出来的文件而已。几乎所有翻译界“幸存”的老先生，如季羡林、冯至、梁宗岱、朱光潜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真可谓“坐中多是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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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确没有他们那样的翻译大师了。但是不是大师，也需要时间来证明。大家都认为，傅雷先生的翻译是大师级的，但在他的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译者，他之前，巴尔扎克的作品也有过多种译本，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最终让精品流传了下来。我相信若干年之后，浮渣式的译本定会漂散或沉没，留下一个各有特色的少数较好的译本并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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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把经典当人生指南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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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某高校图书馆对2009年外借热门图书进行统计并公布：在前100名外借热门图书排行榜上，竟无一名著上榜。很多学者据此对当前年轻人的阅读状况感到忧虑。李文俊不相信网络文学会成为主流，他认为，经典能“给年轻人的未来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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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当代的年轻人究竟该读哪些世界经典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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