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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前几年学西班牙语时，觉得很方便，因为这两种语言有很多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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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掌握这么多门语言，为何会选择儿童文学这个小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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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我毕业后遇到一个机会，一个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当编辑，他缺少稿件，就请我翻译些作品。我就去外文书店买书，先看到的是迪士尼童话，美国运来的，彩色画页，漂亮极了。之后，就为同学翻译了不少童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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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么说，此前您并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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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没有，我是从头开始的，成年人的文学倒是翻译过，比如我喜欢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翻译过也在杂志上发表过。后来翻译儿童文学成为我的兴趣爱好，也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当时稿费不错的，比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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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新中国成立前，您就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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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我和翻译家姜椿芳先生关系很好，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文教方面的领导人。他对我讲，你既然懂俄文，就翻译些苏联儿童文学，我译一本他就出一本。姜先生是我的引路人。他翻译了很多诗歌，我也译了不少儿童诗，走的就是他的路子，每个音节都和原文保持一致，原文哪里押韵我就在哪里押韵。1949年后，我好像就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后来就一直搞这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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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听说“文革”期间，您被打成“牛鬼蛇神”，还在搞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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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1952年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文革”，之后就被下放到干校了。有一句广东俗语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那时周总理要求各地翻译世界历史，上海的任务是非洲。我就翻译了北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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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最开心的，是“文革”初期学了意大利文，主要是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才感到快乐。我很狡猾的，借日文书就借日本革命作家的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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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门语言后来都用上了，翻译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成了我毕生最得意的事。那时候一边译，一边哈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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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我最大的本领就是对付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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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很多人都是读您翻译的作品长大的，比如《彼得·潘》《小鹿斑比》《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等。您自己偏好什么样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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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我翻译的书五花八门，比如我翻译过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她把儿童的顽皮写得很可爱。可是刚发表的时候还引起过争议。《长袜子皮皮》里的小主人公皮皮，撒谎、反抗老师、打同学……这就要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大家都认可了。我自己很喜欢《木偶奇遇记》，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喜欢热闹、轻松活泼的，看电视就要看大团圆的，不喜欢悲剧，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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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觉得翻译儿童书籍和翻译其他文学作品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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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我认为只能用游戏的态度来译童话书。我最大的本领大概就是对付文字游戏。比方说原文是简单得就像ABC，但中国人又不说ABC，我就翻译成简单得就像一二一，这就是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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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书我至今觉得无法翻译，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最好的译本是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他可是玩文字游戏的行家，光看他写的《施氏食狮史》就知道了。全文92个字，发音都是“shi”：“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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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问家、翻译家严复讲“信达雅”，他是用文言翻译的，而儿童书籍既然是写给儿童的，语言很浅，所以翻译时就照样应该用浅显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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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在翻译的同时也自己创作，是受到翻译的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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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开始我没有想过创作，但不知不觉就在学习。比方说，翻译之后我常常觉得不过瘾，就想如果自己创作的话，会怎么写。我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后来把生活中看到的好的素材都用本子记下来。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是20世纪50年代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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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没书可译的日子，也是我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那时候主要是写儿童诗，诗歌发表以后影响很好，一些老朋友写信来说我写得好，就应该这么写。因为受到了鼓励，我开始大量地创作，一直坚持到现在。后来出了两个集子：《小孩子懂大事情》和《给巨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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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没头脑”和“不高兴”》以独特的幽默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据说您创作时一气呵成，只用了半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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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这部作品主要是受俄罗斯童话的影响。1956年1月，我在南京西路上著名的“文艺俱乐部”——上海咖啡馆里为《少年文艺》赶稿。当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不快也不行，半个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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