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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时，我们借了学校的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把高腿条凳。又借用老乡堆草的一间屋，还向老乡借了一张桌面有裂缝、四腿都摇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条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墙面都凹凸不平。为表示是新房，我和李畹买了扫把和石灰，把墙刷了一下。不刷还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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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可染37岁，我24岁，可染的前妻苏娥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三子一女。丧妻之痛和抚养孩子的艰辛让他经常失眠。我们刚遇见时，他全身长红点，瘦得只有一层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痛难忍，决心今后一定要在事业上扶助他，并把他的身体调理好。结婚后，我养了几只羊，还喂了几只鸡，用鸡蛋给可染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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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年底，我们的长子李小可出生。有一次，可染出去办事，一连三天没回来。我很着急，等他回来我才知道他去听戏了，因为戏好，就一连听了三天。我大发雷霆，竟把床都坐塌了，我问他：“李可染，你要是这样只迷戏，你的画还能成吗？”他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说话，以后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他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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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可染到北平教书，直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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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生活辛苦却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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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国画是封建文人画，画些花花草草，只讲求格调，没有烟火气，像什么样。那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可染本来是教国画的，也只能去教水彩，但是他的心里始终不以为然。他学过西画，也画过抗战宣传画，他认为国画可以展现当代的现实，就决心改革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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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经常出去写生，但我最怕的也是他去写生。写生时跋山涉水，鞋子很重要。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我就在他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鞋坏了之后的路程对可染来说异常痛苦，但他还是会坚持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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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想去江南写生，却都没有钱。一家杂志社的主编预支了100元稿费，他们这才出去，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摊，100元花了几个月。可染的衣服破了，鞋也漏了，鞋底垫着个纸片，就这样到了南京我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替他买了回程车票。等到他回来时，就跟叫花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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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每次出去写生，不管多长时间，都对家里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有我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大雅宝胡同，为了使可染完全投入到创作中，我放弃了雕塑，承担起家庭的担子。我们有五个孩子，还有老母亲要赡养，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有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家亲戚钱不够，也要寄去。每到月中，我俩的工资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20块钱，但可染是要强的人，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兼职当美术老师，每天光批改作业就要到半夜，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少睡觉的功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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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辛苦都有回报，可染成绩斐然。他把写生路上的所见，甚至连上海的汽车、洋房都收入画中，用国画的笔墨画现代生活，非常协调。当有人说，中国的传统走到穷途末路了，可染只回了四个字：东方既白。今天，大家都说可染的画意境非凡，对国画开拓有功，却不知道他画笔背后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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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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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从没埋怨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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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一生中，对他最大的打击，是“文革”期间心中的艺术理想被打破。那时可染被迫停笔，上台挨批斗，要戴高帽子。他头发很多，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他有多委屈啊。1969年起，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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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高压下，可染得了失语症，大部分时间不能画画，他不想浪费光阴，就开始练字，像小学生一样，将毛边纸折叠出格子，抄录毛泽东诗词，工工整整地写一种厚重的字体，被他戏称为“酱当体”，就是以前当铺、酱菜店大门上写的招牌字。可染很珍惜纸，每张纸写满后，又在上面练习横平竖直的线条。我害怕他把难过憋在心里，就总守在他身边，给他洗头，讲开心的事。听说要抄家，我整夜不眠，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一页一页检查，生怕被人发现什么对可染不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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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些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又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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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我们家，总觉得我最苦，其实可染最苦，无法照顾好儿女一直是他心上的枷锁。我们的长子小可从部队复员回来，去了内燃机厂，打了十年铁。三子李庚到内蒙古放了十几年马，后来他去日本，我们唯一能给的就是可染的一件旧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我补了一夜。我们的女儿，当初怀她的时候，可染和我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生下来可染抱着，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舍得。“文革”中女儿到六盘山插队，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儿就把腿给锯了。回北京时，她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二十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我们一家人看到后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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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染是个温厚的人，无论受什么委屈，都没怨过谁。都说文人相轻，但大家都对可染好。他自己说过：我不一定是好人，但确实没有时间去做坏事。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有时间去骂别人。和可染生活那么多年，我自己也深受他影响。2007年是可染百年纪念，我想把他的作品都捐出来，给可染百岁送个礼。当时中国画价格暴涨，可染的作品更是翻了十几倍，孩子们一度想把画卖掉。在我看来，要是卖掉，我们的确成了富翁，可东西没了，无法集中表现国家那一段时期的成就。再多的钱财，再供我们享受，又能如何？我们这一代人是从死亡线过来的，希望国家富强，好，然后更好！这也是我与可染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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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与邹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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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染的画卖到上亿，对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钱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我腰椎间盘突出，在这套房子住了三十多年，每天要爬四楼。孩子想给我换房子，我说你爸爸死在这里，我还是在这里吧。住再大的房子，没有好思想，无用！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同样，有好思想才能自强不息啊。现在中国传统艺术有了市场，真让人高兴，但别把这些艺术都物质化了，忘却了背后承载的民族魂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用钱换不来的。（邹佩珠/口述 路琰 任愚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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