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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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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一片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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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很少谈及自己人生经历的父亲以及母亲和周围亲属们的口中，聊出了有关父亲的零星片段回忆，勾勒出一个从少年起就显得老成持重的父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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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的父亲，可以用“恰同学少年”“赤子情怀”这几句话来概括。1924年12月25日，父亲出生在湖北宜昌，家中兄弟姐妹五人，父亲排行第三。爷爷是位踏实肯干的小职员，奶奶虽说是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妇女，但善良贤惠，也很聪颖。正是长辈的言传身教，铸就了父亲为人正直、忠厚质朴、善良助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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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父亲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一枚原子弹，这唤起了中国人想掌握和制造原子弹的梦想。蒋介石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制原子弹的经费，但需要物色一批一流的青年科技人才赴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当时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和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了三位科学天才——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吴大猷先生在自己的学生中选择了两位学业优异的后起之秀一同带到美国，一位是李政道，另一位就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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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底，父亲一行到达旧金山。父亲选择进入吴大猷教授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读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于194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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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父亲欢欣鼓舞。他在同学们中间奔走相告，并积极组织集会和庆祝活动，和同学们交流、讨论如何回国参加建设。自1949年年底开始，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父亲就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联合署名。到第二年2月下旬，有53名已经决定于近期回国的留学人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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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公开信这样写道：“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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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父亲毅然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取道香港，奔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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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国后，每次面临工作变动，都会不假思考地绝对服从党和国家的安排。1952年4月，父亲穿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装，秘密地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抵达丹东，向朝鲜进发，担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参加了被载入史册的板门店停战谈判。1953年，父亲又被抽调到吉林，任刚刚创办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在他的带动下，该校物理系在短短几年之内便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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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为核事业奋斗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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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党中央、毛泽东做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定。实施原子能计划，被列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核事业起始的里程碑。1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为此，他提出要进行原子能知识教育：“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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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钱三强的推荐及“归队”的召唤，1956年5月，父亲被高教部调回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副教务长、北京大学的虞福春教授、复旦大学的卢鹤绂教授一起，担负起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1957年，父亲奉调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原子能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室主任何泽慧一起，带领青年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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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朱光亚与钱学森（左）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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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6月21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从此，中国人走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创造奇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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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年仅34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全面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科学技术工作。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开始了。由于条件不具备，核物理与放射化学的实验先在原子能所开展。原子能所把简陋的工棚改做放射化学实验室。工棚用芦苇做墙，黄泥巴抹面，黑油毡做顶。从外面看，好像是放破烂儿的仓库。里面则是用奶黄色油漆涂的墙面，地上铺着黑色橡胶，实验台、自制的简易手套箱、烘箱、马福炉等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实验环境非常艰苦，冬无暖气，夏无空调，自制手套箱密封性很差，废水的放射性剂量也很高。为了打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当年的科研人员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奋力拼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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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一朵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伴随着轰鸣，向着宇宙苍穹旋转、蔓延，升腾、再升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试验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淌着欣慰的泪水。这时，却找不到父亲了。原来在离开主控站后撤时，情急之中，司机驾车走错了路。父亲还没有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父亲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刚强内敛的他，不禁潸然泪下。18年前在美国就开始找寻的梦，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一度在密语中被称为“老邱”的“争气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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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国核技术专家团队的平均年龄仅有45岁。1964年5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的研制原理、结构、制造工艺都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而研制氢弹首先要从理论上突破。当时，核武器研究院其他院领导要到青海草原上去，父亲留在北京，与彭桓武、邓稼先领导对氢弹原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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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试验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甚至让美国最有经验的专家都感到惊奇。从原子弹的原理研究到氢弹的试验，按年月间隔比较，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是4年7个月，法国8年6个月，苏联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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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父亲告诉我们，当我国政府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时，他有幸从那时起就参加了这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近50年。他一生都在为核试验成败与否承担风险，如果没有超于常人的坚毅与执着，是很难坚持到底的。为了这个梦、为了理想，他执着地一直奋斗到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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