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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日的寂静到今日的喜庆，中国人的诺贝尔科学奖情结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然而科学本身应是寂静的，一场场“寂静的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更何况屠呦呦走的是一条比其他科学家更寂静的路。40多年前，她在“文革”中埋首实验室；40多年来，“出国热”“博士热”“院士热”“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是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其收入量是中国科学界重要的评定依据）热”里都没有她。青蒿素是一份来自特殊年代的礼物，循着特殊的路径，把屠呦呦带入诺贝尔奖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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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项目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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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在发动针对越共的“特种战争”四年后，美国终于坐不住了，开始直接派美军前往越南参战。在越南的热带丛林中，交战双方饱受疟疾折磨，装备落后的越共军队更是苦不堪言。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告诉笔者：“当时越南共产党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研制抗疟药物。为了支援越南，也为了消除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疫情，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指示，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启动抗疟新药的研发。这意味着，研制新型抗疟药不再是单纯的科研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制订了研究计划。“为了保密，就以‘523’作为任务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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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过去了，“523”任务进展并不顺利。“医学研究作为高端的科学研究，需要专业的精英人才。但是在‘文革’期间，许多医药领域的专家都被打倒了，正蹲在牛棚里。”张大庆说。在这种情况下，“523”任务四处寻找年轻的研究人员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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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年初，“523”任务的负责人来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希望能得到科研支持，39岁的屠呦呦也参加了会谈。中医研究院在接受任务后，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屠呦呦当时很年轻，在单位属于第二代科研人员，但科研能力受到广泛认可。”与屠呦呦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姜廷良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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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式进入军工项目“523”任务之前，屠呦呦遇到了些许波折。政审时，有人提出屠呦呦亲戚中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机密项目。好在屠呦呦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研究上取得成果，还曾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是负责的领导以此为证，批准屠呦呦加入了项目，还担任了课题组组长。“有人叫屠先生‘三无科学家’，调侃她没有国外留学经历。在那个时代，她要真留过学的话，也就进不了这个项目了。”张大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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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起疟疾的疟原虫已经对原有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导致原有药物效果不佳，因此屠呦呦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新药。姜廷良对笔者说：“接受任务后，屠呦呦整理历代医药书籍，请教老中医专家，还仔细查阅了各地群众的献方。在此基础上她精编了包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集》。”后来，屠呦呦被派往海南疟区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疟区的临床试验中，她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关注的胡椒并不能根治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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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中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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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屠呦呦开始整理先前的研究思路：历代医学典籍中经常提到青蒿能有效治疗疟疾，为什么在试验中效果不佳？“从1969年1月开始，我们的研发工作经历了380多次试验、190多个样品。其实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青蒿提取物的作用，但后续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到40％。我们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浓度太低。”屠呦呦对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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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沉下心来，重新翻看一本本中医古籍。当她读到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时，其中的一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回忆道：“当时我就想，这书里说的为什么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汁。后来顺着这个思路，改在较低温度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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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屠呦呦用过乙醇等物质做实验，没有成功。后来，改用乙醚冷浸法进行，效果有了明显提升，这证明低温提取是保证青蒿提取物效果的关键所在。1971年10月，在第191次试验中，屠呦呦发现提取物对疟原虫实现了100％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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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行人看来，改用乙醚提取这微小的一步就是关键，似乎青蒿素的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难。事实远非如此。当换了一批青蒿时，试验效果又出现了反复。屠呦呦回忆：“不同品种的青蒿效果并不相同，而且只有青蒿叶子里才有青蒿素。因此只有找对了青蒿品种，选准了采收季节，才能从叶子里提取出青蒿素。取得这些进展，也是经历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艰苦，很多药厂都停产了，提纯熬制设备紧缺，屠呦呦等人只有采用土办法，把大量青蒿叶收集起来，用乙醚泡，再回收乙醚。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至今记得，她当时回家总是一身酒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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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屠呦呦在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后来，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著名医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戈尔斯坦曾说，“发现和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路径”。青蒿素诞生，屠呦呦完成了发现，下一步便要着手发明，也就是将青蒿素用于临床试验，转化为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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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首先要制备大量的青蒿素。屠呦呦买来盛水大缸当提取锅使用，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三班倒，周末也不休息。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所长朱晓新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形：“由于每天要接触大量乙醚，乙醚又会对身体多个系统产生损伤。当时的实验室防护很差，再加上通风条件不好，屠老师一天工作下来时常头昏脑胀，还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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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提取物出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有人认为还必须对提取物反复试验，确保无毒后才能上临床。屠呦呦于是要求自己试药，并且后果自负。朱晓新说：“当时任务紧急，屠老师希望快速验证青蒿素是否有效。再加上疟疾是季节性疾病，错过发病季节，研究就得耽误一年。这么做虽然也是无奈的选择，但她的科学献身精神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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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领导同意后，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另外两位同事一同在自己身上做起了试验，最终三人都无大碍。今天提及此事，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很平静：“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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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临床试验的第一种药剂是片剂，病人服用后出现了不适反应，这让屠呦呦有些失望。后来他们发现失败原因是片剂分解有问题，影响了药物的吸收，就转而采用青蒿素原粉直接装胶囊的形式，最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姜廷良说。1973年，屠呦呦在评估青蒿素的衍生化合物时，发现了更加稳定、有效的双氢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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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国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小组”的名义在学术性刊物《科学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第二年，“523”任务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六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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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项科研成果很少会署上个人的名字，科学家个人的努力被淹没在巨大的集体之下，这给日后的青蒿素之争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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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纸堆里打捞起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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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被称为“穷人的疾病”，青蒿素被发现后，拯救了越南及非洲大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然而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救星是谁，屠呦呦的名字湮没无闻。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打捞起这个名字的功臣之一，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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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2日，饶毅发表了一篇博文——《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开篇，他就为“标题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抱歉，真正的标题是“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他介绍了两位中国科学家，并说这两位都不是院士，但他们的贡献都值得获诺贝尔医学奖。其中一人，就是屠呦呦。“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希望中国重视一些在国内做了工作，而未获得适当承认的科学家。”饶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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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1世纪初，饶毅就开始关注青蒿素了。他对笔者说：“那时，我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生做青蒿素的历史，但他后来改行当记者去了。2007年我全职回国后，与北大医学部的张大庆老师联合指导研究生黎润红，我再次建议她研究青蒿素的历史。”饶毅还提醒黎润红，国内研究经常把科学史变成宣传，所以一开始就要做到只重事实，不重任何个人，要以事实厘清中国科学的一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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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多家曾经参与“523”任务的科研机构都自觉对青蒿素的发现、提取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但青蒿素的发现究竟有没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这才是饶毅等人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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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润红对笔者说：“在梳理过往文献时，我发现多篇文献都提到了屠呦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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