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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22日，饶毅发表了一篇博文——《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开篇，他就为“标题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抱歉，真正的标题是“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他介绍了两位中国科学家，并说这两位都不是院士，但他们的贡献都值得获诺贝尔医学奖。其中一人，就是屠呦呦。“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希望中国重视一些在国内做了工作，而未获得适当承认的科学家。”饶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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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1世纪初，饶毅就开始关注青蒿素了。他对笔者说：“那时，我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生做青蒿素的历史，但他后来改行当记者去了。2007年我全职回国后，与北大医学部的张大庆老师联合指导研究生黎润红，我再次建议她研究青蒿素的历史。”饶毅还提醒黎润红，国内研究经常把科学史变成宣传，所以一开始就要做到只重事实，不重任何个人，要以事实厘清中国科学的一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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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多家曾经参与“523”任务的科研机构都自觉对青蒿素的发现、提取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但青蒿素的发现究竟有没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这才是饶毅等人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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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润红对笔者说：“在梳理过往文献时，我发现多篇文献都提到了屠呦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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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1日，黎润红第一次敲开屠呦呦办公室的门。长谈中，屠呦呦详细回顾了青蒿素的发现过程，还提到一件事：“1981年WHO（世界卫生组织）来中国开会，安排我做青蒿素化学研究的报告。会议高度认可青蒿素的贡献。一位法国记者问，当时是为了战争，现在世界都用青蒿素救命，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很高兴，作为一个医药科技人员，工作就是要为人类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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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润红十分直接地向屠呦呦提到了有关国家发明奖的争议——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获国家二等发明奖，当时对外公布了包括中医研究院在内的六家主要研究单位，此后对获奖单位和发明人的排名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屠呦呦回应道：“出现不同认识也不奇怪，但客观事实不会是多版本的。首先要认定事实，不然只能浪费时间和精力做无谓的争论。我们需要向前看，国家需要大力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科教兴国。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感，要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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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黎润红走访了北京、上海、云南、四川等地多位“523”任务的参与者，并从他们手中获得了不少内部资料。这些讲述和资料完整地串起了青蒿素的研发历史。2011年，黎润红发表了论文。“我们就是把青蒿素发现过程中谁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都罗列出来，至于其中谁最重要，就由大家来评判吧。”黎润红对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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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润红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饶毅进行了再次梳理、提炼。“黎润红接触了很多‘523’任务的参与者，都有笔录，我看过笔录，看过材料，还有他们的来信。”饶毅对笔者说，他据此和黎润红、张大庆合作写就了《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由于饶毅一向敢言，是科学界的明星人物，此文又发表于他宣布不再参加院士评选之际，当即被广泛传播，屠呦呦的名字得到了一次社会化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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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二天，饶毅来到屠呦呦家，向她表示祝贺。屠呦呦对他笑道：“别人都以为我们应该很熟啊，其实我们没有说过话，也没见过面。”饶毅大笑着补充说：“好在通过电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饶毅向笔者强调：“我没有直接接触个人，我不希望变成个人关系，这是历史研究。我们是科学史的研究者，是根据事实进行分析而得出结论，不是对个人进行宣传或者推举，不是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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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认为，把屠呦呦视作“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依据有三：“一，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二，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三，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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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疟疾专家年年推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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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发表的几乎同一时间，另一篇介绍青蒿素及屠呦呦贡献的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发表在大洋彼岸的《细胞》杂志上。《细胞》是生物领域的顶级期刊，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也正是这两位，将屠呦呦推向了荣誉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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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评选的第一步是推荐候选人，推荐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和一些有资格的教授等。“如果没有被推荐，自然不可能获奖。”苏新专对笔者说，“米勒就是推荐人之一，从2010年起，他所推荐的候选人年年都是屠呦呦。”米勒由于身在欧洲，所有接受采访的事宜都交给了苏新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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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对疟疾的研究是全心全意的，几乎对所有与疟疾相关的东西都感兴趣。21世纪初，青蒿素类药物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投放。米勒认为，青蒿素的发现非常重要，救了很多人的命。”苏新专说，“一次，我们在吃饭时聊天，说青蒿素的发现可以得诺贝尔奖，但又不知道该推荐谁。米勒对我说，你懂中文，帮我查一查，问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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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专与“523”任务参与者之一、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李国桥相识多年。“我直接和李国桥联系，他寄给我一些资料，我也进行了一些搜索。我看到1996年香港的‘求是奖’奖励了屠呦呦等10位为青蒿素的发现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另外还有包括牛津大学学者在内的一些人也在文章中提到了她。知道了屠呦呦这个人后，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她单位，联系上了她的助手。助手寄来了一些材料，包括屠呦呦的简历、‘523’任务的会议记录、屠呦呦的发言稿以及相关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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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苏新专在北京见到了屠呦呦和其他几位“523”任务的参与者。“那次屠呦呦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蛮好的老太太，蛮热情，对疟疾研究也很有兴趣。她那几年在关注抗药性问题，她一直说，青蒿素是好药，但不能滥用，有一些商家希望把青蒿素做成预防药，她对此并不支持。”谈到自己的贡献时，屠呦呦说得并不多，她给了苏新专一本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她说，我要说的东西都在那本书上。那本书的开篇部分简要提到了她的研发经历，内容和我收集到的资料差不多。李国桥也和我说过好几次，要论‘523’任务里谁贡献最大，屠呦呦应该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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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在美国纽约与拉斯克奖评委、其他获奖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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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荐屠呦呦参评诺贝尔奖的同时，米勒也推荐屠呦呦参评了拉斯克奖，这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拉斯克奖方面要求米勒等推荐人写一篇介绍被推荐人的文章，米勒就和我一起写了《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苏新专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与屠呦呦获得2011年拉斯克奖几乎同步。“那次颁奖典礼，我也在现场。自那之后，我和屠呦呦就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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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奖，可能也有别人提名屠呦呦，可能也有人推荐了其他参加‘523’任务的科学家。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评委会最终选择了屠呦呦和青蒿素。”苏新专说，“米勒曾经告诉我一个例子。人乳头状瘤病毒的研究成果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但奖颁给了发现病毒的人，而不是研发疫苗的人。这说明诺贝尔奖更看重原始的发现。如果不是屠呦呦1972年在会议上提出有关青蒿素作用的报告，其他人可能就研究别的药去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项目是很多人共同做出来的，全靠中医研究院一家单位也不能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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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除了让争议杂音再现，也引发了各种讨论。其一是中国的院士制度，因为屠呦呦并没有被评上院士。苏新专1986年就到美国学习和工作，熟悉两国不同的科研机制：“美国院士评选时，候选人都是保密的，中国则是公开的，这也许给被提名人留下了活动的空间。但实际上，中外院士的提名都受人际关系的影响，西方有的院士也不是自己领域内最顶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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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中国科学界的创新能力，有人称青蒿素是国际上唯一认可的中国原创新药。苏新专却不这么看。“青蒿素发现的同时，其实还研发了很多其他药，也很好用。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绝对是有的，比如我比较熟知的生物领域，中国发展就很快，很多回国人员做的工作和欧美学者没什么差别，甚至更好。只是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基础研究，普通人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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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下的中国学术圈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家太在乎发什么文章，发多少文章，有时候把时间都折腾在文章上了，而忽略了真正该做什么。”当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所能做的，只是一心扑在自己的实验上。在苏新专看来，这恰是屠呦呦乃至任何科学家成功的根本：“你真的得白天也干，黑夜也干。在科研领域，想每天只工作八小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能做到在八小时外也在想你的研究，那就说明你是真心喜欢正在做的这件事，那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撰文：许陈静 李静涛 朱东君 曹磊 刘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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