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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体制机制的问题，在屠呦呦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时，就引发过一轮激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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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曾在2002年刊发文章《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称“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就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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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屠呦呦介绍，当年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七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但就是在这样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等年轻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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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曾经在网上留言：“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致敬！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可怎么就难以做出世界级的领先成果呢？”他给出的答案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太浮躁了，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挖掘原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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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的浮躁现象难以改变，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难辞其咎。比如，科研项目政出多门、经费管理过细过严、考核过于频繁，导致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申请项目、应付检查上；考评机制过分看重论文数量，许多单位还把论文与奖金、晋升等挂钩，致使科研人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甚至不惜造假。难怪许多科研人员呼吁：尽快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给科研腾出一片净土，鼓励年轻人安安心心地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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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科研人员也应多向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潜心研究、攻坚克难。毕竟，现在的科研条件比当年好了许多，而体制的改革、环境的完善尚需时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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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也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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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而事实上，像她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大部分时间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却曾三次落选；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待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时，还不为社会所知；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大量撰文，批评科技体制机制的弊端以及拉关系、浮躁等不良学风，结果，他也在评选中落选，甚至公开宣布不再参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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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因涉嫌学术造假屡遭检举、质疑的多名校长、副校长，却依然稳坐院士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也顺风顺水地当上院士，在政、学、商界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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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疑是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这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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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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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体制机制，我们也须在文化方面反思、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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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从2012年5月的一件小事说起。当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带领科研团队在Nature（《自然》）上发表论文，解析了一个重要的特殊蛋白结构。我国有数百万科研人员，每年在该杂志发表的论文只有20篇左右，颜宁团队研究成果的含金量可以想见。然而，这则消息引发的网友（多为科技界同行）留言，却让人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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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解析不是难事，很多人可以做，搞得快的，喝几杯茶的工夫就有个大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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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一个蛋白结构，就是一篇Nature。不错。毕竟有几万个蛋白呢。加上不同物种的蛋白，至少10万篇CNS［Cell（《细胞》）、Nature、Science（《科学》）三大顶级科学杂志的英文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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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酸溜溜的“羡慕嫉妒恨”，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有许多人预测，她极有可能摘得诺奖。然而，两位曾经参与青蒿素研究项目的人居然给诺奖委员会写信，要求他们不要把诺奖颁给屠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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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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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枪打出头鸟。科学尊重的是原创、崇尚的是首创，但我国的情形恰恰相反。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用文化人的话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这样的环境中，谁还“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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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党同伐异。敢于质疑定论、勇于挑战权威、善于异想天开，是科学家应有甚至必备的品格。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想法和行为常常遭到压制、非议乃至打击。小朋友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要“听老师的话”；参加工作了，则要“服从领导”。虽然我们口头上也讲“求同存异”“百家争鸣”，实际上却常常“党同伐异”，甚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一来，学生不敢质疑、成人难以自信。表现在科学上，最常见的就是发出质疑：“国外都没搞出来，你能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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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20余年，至今记得当时同宿舍一位老大哥的话：“你们听好了，我手里有把小斧头，谁头上长角就修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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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论资排辈。生活上尊老敬老没有错，但套用到学术上，就容易异化为有益无害的论资排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院士崇拜”。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画等号。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往往将院士当作“最高学术权威”：申请课题，必须要有院士领衔，否则就容易被淘汰；成果鉴定，最好有院士主持，否则会“不够权威”；召开会议，院士必须坐在前排或者主席台；领导考察，也往往要先请院士发言……如此种种，“学术平等”“自由讨论”就容易成为空话。2003年“非典”暴发初期，就是因为听信了某院士的“衣原体说”，既耽误了病人治疗，也误导了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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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创新的文化因素，还有讲关系、学而优则仕、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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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了这么多需要自省之处，并非要“数典忘祖”，更不是自暴自弃，长别人志气，而是要提醒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在我们这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创新基因很缺乏的国家，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同时也要在文化思想上破旧立新，营造有益于创新的社会氛围，让“赛先生”茁壮成长，让更多“屠呦呦”脱颖而出。（撰文：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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