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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美国人率先用催化剂加工石油，从此决定了全世界炼油技术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中国完全没有研制催化剂的能力；60年代，中国跃升为能够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国家之一；80年代，中国的催化剂超过国外水准；本世纪初，中国的绿色炼油工艺开始走向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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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如是总结：这几次技术跨越，闵恩泽功不可没。他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可以用上百亿甚至上千亿来计算。“很多人挺关心这个问题：国家奖给您500万元，您怎么花？听说您都要捐出去？”听笔者问完，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说：“这500万元不是全部给我的，其中50万元给个人，其余450万元给整个科学研究院做课题研究。哎，我告诉你我以前的事。”闵恩泽往前倾了倾身体，“我在美国念书时，挣钱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后来回到祖国，我每月270元钱，加上我夫人的工资，俩人挣500多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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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普通人月收入能达到三四十元就很不错了，闵恩泽夫妇称得上“金领一族”。两人工作之余，一大乐事就是下馆子“狠撮一顿”。“那时北京吃饭的地方极少，下馆子要排队。”闵恩泽一脸幸福地回忆，“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吃饭，座位不够，我们和别人共用一桌，结果把别人的饭吃掉了，哈哈！”偶尔下馆子是闵恩泽生活中唯一的“挥霍”，他大部分节余的工资都资助给亲友生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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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家把我‘包’了，我还有钱，国家又给我奖励，怎么用？一句话，回报社会吧。我想再添点钱，奖励院里的创新课题研究。现在的奖励政策，都是科研成果工业化后才给奖。我总是举三个馒头的说法：一个人，吃第一个馒头不饱，吃第二个馒头也不饱，吃第三个馒头才饱。在科研成果工业化后给的奖，就是最后一个馒头。在现实中，往往把第一个馒头忘掉了。我觉得现在需要激励原始创新，有必要设一个奖，给的奖就是第一个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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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170621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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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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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的消息传来，闵恩泽被学生们拉到饭馆“宰”了一顿。他冲着笔者乐：“得了奖高兴啊，不过也如释重负。”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评审过程差不多要10个月，历经层层申报与审核，这期间时不时就有人来打听：“闵老，您这次应该会评上奖吧？”问得多了，闵恩泽就有压力。得知获奖那天，学生和同事起哄要闵恩泽请客，闵恩泽也十分开心：“我很幸运！也赶上了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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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说的好时候，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在炼油技术上几乎一片空白，炼油厂也都由苏联援建。但从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对我国供应催化剂。特别是到了1964年年初，苏联停止了对我国供应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这是一种用于生产航空汽油的催化剂。如果没有航空汽油，飞机就上不了天。“当时，我们库存的这种催化剂只够用半年。石油部决定自己研发生产，部长下令让我负责解决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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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闵恩泽临危受命之时，国家也调拨了大批科研人员联合攻关。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通常在凌晨1点的时候，才抽空一起坐下来开个会。经过三个月异常辛劳的工作，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研发成功并顺利投产。当人们欢呼雀跃之时，病魔又向闵恩泽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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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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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秋天，闵恩泽鼻炎发作，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得了肺癌。医生没有告诉他真相，只安慰他说是长了良性结核瘤，动个手术就没事了。对医生的话，闵恩泽既不多想，也不疑心。很快，在切去了两片肺叶后，闵恩泽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直到四年后一次体检中，他翻看病历，才知道了真相。“这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事了，我也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多年后，女儿评价父亲：“脑子太单纯，只会想催化剂。”奇怪，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人，每天开开心心地上班下班，有名有利的事总是让给别人，一边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一边创造着科研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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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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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闵恩泽的人，都知道他脾气好，不跟人争执，不固执己见，有些事放到别人身上非愁死不可，可他照样能乐颠乐颠地过日子。聊起从前的成就，他常常就一句话：“我比较幸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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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55年从美国回到祖国时，闵恩泽并不幸运，连工作都找不到。“那时，大家不敢用我，有顾虑，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人。我妻子是上海人，原本打算在那里工作，找了纺织工业部一个官员，他没敢要我。接着，我又到北京找了一些单位，他们也都不敢要我。不过，后来还是有单位要了我，做催化剂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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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闵恩泽的专业和催化剂并无直接关系，但能在一个岗位上为国家效力，闵恩泽已然很知足。“后来，石油部把研制国产催化剂的重任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没想到国家这么信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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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何鸣元与闵恩泽共事多年，最推崇的就是闵恩泽这份不挑不拣的品性，“搞科研的人往往以兴趣为主，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什么，他就研究什么，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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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恩泽记忆力好，说到往事，很多细节都能回忆得一清二楚，而且常常是边说边笑，乐得自己有时候都停不下来。“我在美国时，特别喜欢一种甜点，南瓜做的，两毛钱一个。那时候没钱，舍不得吃，到现在还记得味道。回来以后，在兰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吃得不好，早上吃一种绿绿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刚一皱眉，旋即又弯了弯眼睛，“呵呵！其实，吃得差也有好处呀！不生病，心脏和血压都正常。后来去了湖南，吃得好了，可是得了高血压，因为在那里吃的都是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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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闵恩泽的夫人陆婉珍被下放到外地，闵恩泽独自带着孩子留在北京，吃饭成了难题。“这没什么可怕的。我自己学做饭，我家里以前有个舅父开饭馆，他给我写了好多菜单，都是秘方呀，我都留着呢！”闵恩泽比画着背菜单的时候，只要旁边有自己的学生，语气中又多了一丝自豪与得意：“他们也都吃过我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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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的闵恩泽，屡受胆囊炎、胰腺炎、高血压等疾病的侵扰，现在还患有前列腺癌，“医生说我可以多喝咖啡。这我最喜欢了！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喝一杯。”闵恩泽吃东西也不忌口。到老家成都出差，他总要抽时间去武侯祠对面的老面馆吃上一碗面；路过街边的冷饮店，他也要进去买个冰激凌出来，慢悠悠地边走路边吸吮着。这样一位老人，病魔恐怕也被他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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