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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父亲的五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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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大学)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在校四年,年年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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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大学里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总是在学期终了来我家送信时和母亲随便聊起:“考第一名的又是那个小个子姓茅的,别看他的个子小,将来一定能干大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位“姓茅的”就是她的丈夫。他的话后来果真应验了。之后,父亲考取了清华留美研究生,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造了“茅氏定律”(1919年10月,茅以升在美国的博士论文《桥梁框架之次应力》完成,全文共30多万字,在美国土木工程界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提出的一些新力学理论被称为“茅氏定律”)。那时,他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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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接着那位邮递员的话谈谈父亲的学习方法:他多次告诉我们,在学校上课,最重要的,除了自身无法改变的条件——天资外,就是要彻底地弄懂每天上的每一课的内容,不能等到明天;其次是把时间分配好,根据学科的难易合理安排时间表,严格执行,雷打不动。即使某一科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完成,也不延长,留待日后补上,随即进入下一科,使各科均不落后,齐步向前。他的这种学习方法帮助他在求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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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照办过,效果很好,但未能持久。不少学者都提出过不同的学习方法,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用什么方法,贵在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大家都承认运动好,但有多少人是经常运动的?所以,父亲常说:“知而不行,无济于事,只有坚持才是成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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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把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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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因领导建造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我家那时都认为,他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去美国留过学。因此,年轻时,我也把去美国留学看成是功成名就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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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学习从不横加干涉,他常对我们说,“只要学出个名堂来,学什么都可以。中国有句成语叫作‘名列前茅’。‘茅’字在此成语中的意思就是用一种叫‘白茅’的植物所编织的旌旗,它应该走在最前面。你们有幸姓‘茅’,不要辜负祖上传给你们的这个激励人上进的、稀有的好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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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民主精神可从他的子女所学的专业中得到答案:我们六个人中有学物理、文学、音乐、制药、地理、心理的,但没有一人是学桥梁的。可是,有时过分的民主也会让孩子们放任自流,步入迷途。我选择了音乐,更是有如“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在我的盲目坚持下尽力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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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茅于润(左一)与父亲在北京南沙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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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数学很好,他年轻时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一百位。但很遗憾,他这份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那时在初中上学,对数学不感兴趣,有时还考不及格。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是音乐可以陶冶、改变人的性格。于是他多方打听,想找个音乐老师来教我音乐。那时,我大约是10岁。正好,邻居中有一位叫丁继高的会拉小提琴,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架玩具小提琴,请他来教。那时,我把它当作我应该追求的人生的最大幸福、最大目标和最大的快乐。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做个小提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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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心中一直有另一座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育,让子女“成名成家”。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个名人,因为在报上常常见到他的名字。在杭州时我常看见和他来往的客人如竺可桢、侯德榜,以及科学界的许多朋友。只见他们汽车出入(那时坐汽车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他们的生活比普通人优越得多。我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个名人“之后”。这个“之后”使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窥见这月宫内的、芸芸众生以外的、显赫名人的另一种生活,羡慕不已,企盼不已。我立志把这名人“之后”变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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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书到今生读已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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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常教导我:“人,一定要和某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现在人们一提到‘桥’就会想到我,希望以后人们一谈到‘小提琴’就会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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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考入了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1943年,我见到我校一位同学去了美国。她父亲是当时国民党的财政部次长。受其影响,我这留美夙愿不由得萌动,遂向父亲提出:“我也想去美国。”父亲造了钱塘江大桥后,在旧社会出了名,一个人有了“名”,就会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我就是在他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圆了这场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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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赴美前夕,父亲亲自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书籍,还有毛笔、砚台、墨、宣纸这些“文房四宝”。他在机场给我的临别赠言,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你到美国去,千万不要把中文丢掉。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将来中文必有大用处。除了你的专业外,当然要在美国花大力气、大功夫把英文学好。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不花大功夫、大力气,是学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成个假洋鬼子,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只会在中文里夹几个英文单词,而且别人还听不懂!一国的语言当然可以译成别国文字,但只能译故事情节,不能译‘诗’。各国语言都有它们自身的美,这个‘美’是翻译不出来的,我不相信英文能翻译唐诗、宋词;也不相信中文能译出莎翁和勃朗宁的诗的‘诗’意。唐诗之‘美’只能用中文来表现。所以,中文要学好,仅仅看白话文还不够,还要学一些古文。中文的感觉有一大部分来自古文,没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中文也难学好、写好。”但来美后,我忙于学校的功课、练琴、学英文,连一页中文也没有看过,一个毛笔字也没有写过,辜负了父亲的好意,今日思之,仍感十分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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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知道,30多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他儿子的信札《傅雷家书》传播甚广。听到傅先生这本“家书”,我就联想到,父亲其实也有值得一谈的“家书”。1944年赴美留学期间,父亲为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便用英文和我通信,我也用英文回信,他再把我每封信中的错误改正后寄回,作为我的一种英文作文练习。他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地用小字指出我在语法上、拼法上、习惯用法上的种种错误,我后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像是一本很适用的小字典。他的信,除了提高我的英文水平,对我的学习方法、为人处世,也都大有裨益,我一直把它们当作至宝珍藏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红小兵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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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年幼无知,我完全不知道学音乐、学艺术、学文学,还需要具备与生俱来的种种条件,否则为什么古人说过那样一句至理名言——“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条件包括自身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缺一不可。世界上没有一位成功的音乐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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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它粉碎了我成名成家的美梦!使我懂得:美国并不能把庸才变成天才!于是,我就从云雾中的“音乐家”之梦坠落,在地面上安于做一个与我理想中的“家”字相去十万八千里、标有“教授”“主任”“演奏员”等头衔的音乐工作“者”而活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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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几十年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接受批判、斗争,成名成家之念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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