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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北京城改造就像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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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人艺的话剧《全家福》里，老北京的建筑工人王满堂在拆除东直门城楼的工地上发了一天呆。回来后家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眼里噙着泪说：“给东直门送行，一个建筑不在了，犹如一个相濡以沫的老朋友不在了，我想再看它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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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5年开始，东直门就在一点点地被拆减，直到1969年东直门城楼被拆除。而这仅仅是古建筑命运的一个缩影。现实中比王满堂更激烈的，是吴良镛的老师梁思成。他的晚年就是在为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奔走呼号中度过的，他曾大声疾呼：“拆一座城楼就是剜掉我一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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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的理念被吴良镛保留了下来：“过去100年，在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史无前例的。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再毁坏下去了，它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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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8年，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他提出了“有机更新”理论和建造“类四合院”住房体系的构想。在这一构想下，吴良镛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菊儿胡同41号院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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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41号院原来是那种老电影上常见的环境最恶劣的大杂院：人满为患，40多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下雨就发水灾。1987年，吴良镛接手了菊儿胡同改造工程，把41号院建成了由几栋白墙黛瓦三层小楼构成的类四合院建筑，由于空间应用合理，三层楼容纳了普通楼房五层的人口。整个院子充满了苏州园林的诗情画意，甚至保留了原有的古树。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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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菊儿胡同的三期改造工程却因开发商称“亏本”而搁浅，吴良镛的改造理念再没得到推广。“有人说，菊儿胡同没有价值、没有典型性，别的地方盖不了。其实，我并不是要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只是希望不同的地区能根据自身条件，改造出它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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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让吴良镛失望了，北京城改造的速度和方式，在他看来就像剃头，“北京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了一片片‘平庸的建筑’和‘平庸的街区’。如此无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青铜器当作‘废铜’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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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痛批千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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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建筑师，吴良镛心里有着一份对人性的敏锐体察和重视，“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因为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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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钱学森致信吴良镛：“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或许是从中得到了灵感，吴良镛始终把“诗意地居住”挂在嘴边。“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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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得到了全球建筑界的承认。“人居环境，就是人、建筑物乃至于自然环境，是相互协调的一个住所。人居环境，首先讲究秩序：从时间上讲，怎样前后相匹配；从地域来讲，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特点；从环境来讲，要宜居、适合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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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际建协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吴良镛起草了《北京宪章》，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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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的残酷让吴良镛的理论很难施展。他喜欢玩一个游戏，收集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的照片，让人猜是哪个城市。即便是专业的建筑师，也没有几个能猜中。“千城一面”的现象，几乎成了中国城市的通病。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城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好的拆了，烂的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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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建筑师要有赴汤蹈火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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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就住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周有三四天会来办公室。每次过来，他都会拖个买菜的小拖车，上面放着公文包。这位见人就笑的矮胖小老头，却有着对现实问题的犀利洞察和赳赳诘问，他的内心满怀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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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曾多次公开发问：“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现在您找到答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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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镛：不能说完全找到了，但我能说说我的理解。首先是建筑师的定位问题，建筑师与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每个时代又对建筑师的要求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改变，一定要牢记对人的关切，同时具有赴汤蹈火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现在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这么定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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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社会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官意志对建筑规划的影响太严重。当然，不能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没有真知灼见，但必须要平等地交流和讨论。现在建筑师不敢也不能改变长官意志，我也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设计一幢房子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其中一大部分不在设计本身，而在于处理各种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建筑师无法当上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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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太守多诗人。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领导人，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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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您经历过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而如今中国大师越来越少了。您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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