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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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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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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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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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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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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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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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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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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18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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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数 00,001-1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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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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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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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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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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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和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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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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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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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1953—1954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道坎儿。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尽管还算是比较小、比较轻的帽子。于是，上有不断革命论思维定式的倡导，下有各类积极分子高举“改造”大旗对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蔑视，打击和追击，高校校园从此无宁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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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以大量细节组成的书，其叙事大体上就从这时开始。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最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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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这类恶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才用作政治分类标签的。其实早在数年前党内就已在进行政治态度摸底排队时习以为常。1953年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半年工作计划中，涉及高校内民主党派工作时，就有“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不过，冯友兰后来长期定位为“力争表现进步的中右分子”，在打击面较大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而1959年教育部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不过，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旧社会过来的”“旧教授”，有的且是一级，不待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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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员操作。在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眼中，所有被称为旧教授的人，都是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甚至是“知识骗子”，一无所长，一无可用，混饭吃的货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检查统战工作，北大党委有人这样说道他们的党外校长：“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级决策层是这样认识，经济系党组织认定马校长是牢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龄的马寅初陪同新任校党委书记陆平到十三陵水库，高一脚低一脚来看望大家时，有的学生感动，喊了一句“向马老致敬，做马老的好学生”，竟被人当作异动上报。学生越是欢迎谁，越是帮老师的倒忙，例如有的学生私下说，能学到某某教授学问的十分之一就好了，虽不无夸张，但总是好学的表现吧，这却成了老师引学生走“白专道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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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定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所以要剥夺他们的资本，就须贬低他们知识的价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一经当作领导指示下达，自然助长了党委、总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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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特别点了他的名，施加压力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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