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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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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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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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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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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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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 2013年5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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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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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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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数 180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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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数 00,001-1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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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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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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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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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俞平伯、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了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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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和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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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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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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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1953—1954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道坎儿。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尽管还算是比较小、比较轻的帽子。于是,上有不断革命论思维定式的倡导,下有各类积极分子高举“改造”大旗对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蔑视,打击和追击,高校校园从此无宁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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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以大量细节组成的书,其叙事大体上就从这时开始。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最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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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这类恶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才用作政治分类标签的。其实早在数年前党内就已在进行政治态度摸底排队时习以为常。1953年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半年工作计划中,涉及高校内民主党派工作时,就有“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不过,冯友兰后来长期定位为“力争表现进步的中右分子”,在打击面较大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而1959年教育部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不过,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旧社会过来的”“旧教授”,有的且是一级,不待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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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员操作。在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眼中,所有被称为旧教授的人,都是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甚至是“知识骗子”,一无所长,一无可用,混饭吃的货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检查统战工作,北大党委有人这样说道他们的党外校长:“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级决策层是这样认识,经济系党组织认定马校长是牢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龄的马寅初陪同新任校党委书记陆平到十三陵水库,高一脚低一脚来看望大家时,有的学生感动,喊了一句“向马老致敬,做马老的好学生”,竟被人当作异动上报。学生越是欢迎谁,越是帮老师的倒忙,例如有的学生私下说,能学到某某教授学问的十分之一就好了,虽不无夸张,但总是好学的表现吧,这却成了老师引学生走“白专道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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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定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所以要剥夺他们的资本,就须贬低他们知识的价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一经当作领导指示下达,自然助长了党委、总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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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特别点了他的名,施加压力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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