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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教授对目前展开的对俞平伯的批判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或者愤愤不平，或者顾虑重重。开始时有些人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很轻视，认为李、蓝是“教条”、“扣帽子”、“断章取义”。北大中文系讲师吴同宝说：“俞先生看了会一笑置之。”到批判展开后，许多人就紧张起来，感到压力很大，唯恐再来一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受胡适影响较深的，纷纷表明态度，企图过关。经过解释中央关于学术批判和讨论的方针后，他们这种怕斗争的紧张情绪才基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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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斗争得过火，北大教授游国恩说：“袁水拍的文章太尖锐了，照袁的说法，《文艺报》就不应该与老头子打交道了。”向达说：“现在要提高青年人的气焰，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汤用彤中风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说：“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有些人表现消极，表示“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写了要挨批评”。有些人不服气地说：“都是一边倒，这不叫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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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惋惜俞平伯“三十年的心血付诸流水”，多方为俞辩解。北大文学所研究员范宁说：“俞平伯从来不谈马列主义，对他没有什么可批判的。”章廷谦说：“俞平伯写东西的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有和政治联系起来。”林庚说：“俞平伯以前的水平也只能写这些了，李、蓝的文章也有一些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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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在九三学社等处的检查虽然认识很差，有些人就赶快为俞开脱，说他检讨得虚心、诚恳，而对其内容则很少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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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认为知识界人士的反应以消极敷衍居多，急于与胡适划清界限，多方设法逃避过关，不少人还对俞平伯挨批表示同情的态度。而此时运动积极分子涌现得并不多，高层领导所期待的新生力量即青年教师则心虚，胆怯，没有勇气对教授的一些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呈现了相当程度的怯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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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学术界当然取积极配合之势，但也显露芜杂、应付之态。系里党员动员北大哲学系主任金岳霖写文章批判胡适，金说：“参加参加中文系座谈会算了。”直到11月初，中宣部中层干部于光远打来电话，嘱他发起批判胡适，他才找了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教授开会，仓促地给每人分配题目分头写批判文章。金还在会上表示：“俞在政治上与胡不同，要注意，不然会影响团结。”北大历史系主任、党内资深专家翦伯赞认为过去学术界思想水平太低，对青年人确实重视不够，有过偏之处，确有开展批评的必要。翦还说，李、蓝的文章是周总理发现并首先提出来的。（见市高校党委1954年11月11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各校动态》）此说与事实不符，也说明当时上下信息不通、了解有限的政治生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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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感喟道：“‘三反’是脱胎换骨，这次要刮骨疗毒。”同在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的检讨。（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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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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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高层很快提出对俞平伯的处理精神，基层党组织总结为十六个字，即“说明政策，解除顾虑，稳定情绪，端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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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马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他在作协学习会上发言说：“批判俞平伯先生，当然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而不是要打倒这个人。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文学所总支认为周扬的适时表态对在场的俞平伯是个很好的安慰，由此党总支又引申了周扬之意，肯定俞先生是为人民服务的，强调胡适则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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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根据上级的精神发表了《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在主旨上指出俞的思想和方法受到胡适的影响，但也列举不少事实证明俞在学术研究上有可取之处，譬如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及前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结局等等。党总支征求俞平伯的读后感，俞坦诚地表示，“这篇文章很全面，批评得很中肯，自己颇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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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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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要产生对立情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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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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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廖可兑都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们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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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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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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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屈。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为俞说话，认为黄肃秋批评北大图书馆和俞平伯垄断善本书不合事实，说：“俞平伯对脂砚斋本不一定是垄断，不愿出借这本书是怕弄脏了。”向达还引列宁的一句话“善本书不外借并不等于垄断”作为佐证，他反批评黄肃秋作风不好，黄曾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把书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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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到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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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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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动将自己未发表过的1954年讲稿交给文学所，说是供做批判时的参考。这个举措被文学所领导认定为“有显著的进步，情绪是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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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他在文联会上说：“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以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赞成。”他在会上感慨，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学马列主义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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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颇为惊人：“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俞平伯还找到文学所支部秘书王积贺，承认自己对学习很不重视，但文学所的领导也抓得不紧，希望今后领导上要督促检查，要组织起来学习文艺理论。有趣的是，俞此时还能展开对别人的批评，对老友王伯祥的《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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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俞平伯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自由散漫者，随意性大，一向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时就给香港《大公报》等写文章。而此时对所里的工作较前关心，有会必到。在文学所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发言既检讨了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又表达了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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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来还继续用索隐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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