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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注意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和《文艺报》紧接着也受到报刊的批评，颇感意外。他说：“现在知道不只是党外有问题，党内也有问题。思想问题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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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在文化人居多的沙滩支部过组织生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是俞的大学同学，他希望对俞多做安慰、鼓励和开导工作，不要产生对立情绪。九三学社沙滩支部为此开了五六次会议，一直对俞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批判不会有损失，只要能接受批评，学习了马列主义，对自己会有提高，如掌握了马列主义，今后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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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支部成员王鸿鼎在会上说，苏联有一学者叫瓦尔加，在研究帝国主义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后来改正了，他的书获得了列宁奖金。俞平伯听了这个故事，颇为触动，连声说“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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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九三学社汇报，沙滩支部中的学者多愿意以现身说法来做启发和开导工作，如孙寿萱主动表态：“我受胡适的影响很深，说明他的危害性很大，应肃清影响。”同是研究古典文学的阴法鲁、廖可兑都说自己有错误，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工作才能提高。他们还建议俞先生多看看报纸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找人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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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对行事和风细雨般的九三学社没有什么抵触，反而觉得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他最早的检讨书就是在九三学社的学习会上宣读的，而且事先把初稿打印出来，请大家提了许多意见。他说：“在这里我得到帮助很大。我必须投身到运动中去，正视自己的错误，欢迎一切批评，要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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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何其芳向中宣部提议，让领导在适当场合出面，指出所谓俞“垄断学术资料”的言论不实。很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文联、作协联席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插空当众做了解释，等于在这个事实上变相为俞平反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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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屈。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为俞说话，认为黄肃秋批评北大图书馆和俞平伯垄断善本书不合事实，说：“俞平伯对脂砚斋本不一定是垄断，不愿出借这本书是怕弄脏了。”向达还引列宁的一句话“善本书不外借并不等于垄断”作为佐证，他反批评黄肃秋作风不好，黄曾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把书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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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到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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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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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动将自己未发表过的1954年讲稿交给文学所，说是供做批判时的参考。这个举措被文学所领导认定为“有显著的进步，情绪是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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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他在文联会上说：“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以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赞成。”他在会上感慨，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学马列主义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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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颇为惊人：“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俞平伯还找到文学所支部秘书王积贺，承认自己对学习很不重视，但文学所的领导也抓得不紧，希望今后领导上要督促检查，要组织起来学习文艺理论。有趣的是，俞此时还能展开对别人的批评，对老友王伯祥的《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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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俞平伯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自由散漫者，随意性大，一向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时就给香港《大公报》等写文章。而此时对所里的工作较前关心，有会必到。在文学所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发言既检讨了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又表达了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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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来还继续用索隐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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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红楼梦》只是孤立地看问题，没有和产生此部书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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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而不怒”“微言大义”的说法欠妥当，以前只看到书中有怨而没有怒，其实书中是有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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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是否不碰壁？如果保证不碰壁，还是欢迎的。（见1954年《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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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在发言中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奇书是不可知的”，解释自己“在研究《红楼梦》当中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些提法让主持者听了不悦，但他发言的主旨还是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并鼓励他畅所欲言，允许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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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准备予以具体协助，但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在政治上“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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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还想整理研究杜甫、李白的诗，所里就此打算以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方式来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并搭配了政治强的力扬及两个青年助手。总支在党内会议上几次说道：“要求俞先生把他的一套彻底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要具有马列主义的气味要有八年十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帮助他改造。作为一个经过批判后有显著转变的典型，他仍有用，仍可以做工作，愿意学政治理论是好事，至于能接受多少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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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认思想改造的艰苦程度，俞说：“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党总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学术批判中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名誉，而得到的是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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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所党总支《对俞平伯学术批判情况的调查》一文的最后，引用了何其芳的几句感慨：“学术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所的工作也好做了。过去开会，我发愁，没人讲话，现在大家都积极发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那么诚恳和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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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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