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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32 当时俞平伯对某些批评者的言论颇感不满,有的甚至感到委屈。如觉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肃秋的批评文章多有歪曲事实之处,对周汝昌的批评文字更感不快。俞的好友、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为俞说话,认为黄肃秋批评北大图书馆和俞平伯垄断善本书不合事实,说:“俞平伯对脂砚斋本不一定是垄断,不愿出借这本书是怕弄脏了。”向达还引列宁的一句话“善本书不外借并不等于垄断”作为佐证,他反批评黄肃秋作风不好,黄曾在北大图书馆借书,把书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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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34 对此何其芳及文学所总支在研究之后也认为这些批评是“不当的”,“周汝昌本身也很落后,对《红楼梦》的研究有些比俞还坏,很荒谬”。这种组织形式的反驳,颇让困境中的俞平伯感到一些宽慰,对他的情绪稳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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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38 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有一天突然主动将自己未发表过的1954年讲稿交给文学所,说是供做批判时的参考。这个举措被文学所领导认定为“有显著的进步,情绪是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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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40 他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他在文联会上说:“我是人民代表,撒播了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以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也赞成。”他在会上感慨,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非学马列主义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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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42 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颇为惊人:“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俞平伯还找到文学所支部秘书王积贺,承认自己对学习很不重视,但文学所的领导也抓得不紧,希望今后领导上要督促检查,要组织起来学习文艺理论。有趣的是,俞此时还能展开对别人的批评,对老友王伯祥的《史记》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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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44 过去俞平伯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自由散漫者,随意性大,一向抱着应付的态度,闲散时就给香港《大公报》等写文章。而此时对所里的工作较前关心,有会必到。在文学所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发言既检讨了自己研究中的错误,又表达了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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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46 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没有根据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去研究文艺作品,因此在文学研究上落后于政治上的进步,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思想上还占统治地位,解放几年来还继续用索隐的精神、考证的面貌来研究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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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48 研究《红楼梦》只是孤立地看问题,没有和产生此部书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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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50 “怨而不怒”“微言大义”的说法欠妥当,以前只看到书中有怨而没有怒,其实书中是有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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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52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是否不碰壁?如果保证不碰壁,还是欢迎的。(见1954年《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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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54 尽管他在发言中说:“《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奇书是不可知的”,解释自己“在研究《红楼梦》当中并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这些提法让主持者听了不悦,但他发言的主旨还是受到与会者的肯定,并鼓励他畅所欲言,允许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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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56 俞平伯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红楼梦》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阅读后向上汇报说:“其校勘工作的结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还有些错误。”俞平伯执意要为《红楼梦》写一序言,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并主动请何其芳给予更多的帮助。文学所领导准备予以具体协助,但内部评价觉得此时他写序言在政治上“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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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58 俞平伯还想整理研究杜甫、李白的诗,所里就此打算以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方式来逐步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并搭配了政治强的力扬及两个青年助手。总支在党内会议上几次说道:“要求俞先生把他的一套彻底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要具有马列主义的气味要有八年十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帮助他改造。作为一个经过批判后有显著转变的典型,他仍有用,仍可以做工作,愿意学政治理论是好事,至于能接受多少很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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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60 党总支和俞平伯本人都承认思想改造的艰苦程度,俞说:“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党总支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在学术批判中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名誉,而得到的是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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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62 在文学所党总支《对俞平伯学术批判情况的调查》一文的最后,引用了何其芳的几句感慨:“学术思想批判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所的工作也好做了。过去开会,我发愁,没人讲话,现在大家都积极发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向来寡言的俞先生在大批判之后也变得爱唠叨,说得条理格外分明,竭力靠近政治主题,说话时的态度又是那么诚恳和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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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68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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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73 马寅初,浙江省绍兴县人。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绍兴一个酒坊主家庭。1901年入北洋大学堂学习。1907年保送赴美国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北大首任教务长。1927年后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因批评国民党政府,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后被软禁在重庆家中。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出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理论》,后屡遭批判。1960年1月4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居家赋闲。1979年7月获平反,9月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0年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及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2年5月10日病逝,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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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220079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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