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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是,马寅初曾写过一篇名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文章,审稿人认为文章的观点有些问题,不合中央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没有同意发在北大学报创刊号上。他又接着写《洗冷水澡的经验》,结果照样也没有刊发在学报上。作为校长,马寅初内心多少有些丢颜面的失落、无奈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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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四十年代,马寅初在经济学界的学术位置是显赫的,连蒋介石都因他的影响力而有所忌惮。1949年后马寅初纯粹的学术研究有所停滞,原本通过学识点评时政的做法也大大收敛,他的老一套经济学观点渐渐不被看重,学术威望不由地降到低点,人们只是习惯地看到他不停地在诸多政治问题上应景表态。难怪到了1954年3月,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清华、北师大三校检查非党行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对于马校长是否具备学问,北大党委有人竟然说了这样的话语来表达疑问:“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见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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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双反”运动时,北大及经济系党组织挑中马寅初为经济界批判重点人物,学术思想批判小组里自称“青年战斗员”的年轻人依靠集体力量,分工阅读马寅初的著作与讲义,准备日后与马面对面进行讨论和批判。结果,青年人阅读之后大大地壮胆,发现原来被人们看作是“庞然大物”的马寅初不过是一个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便觉得可以鼓起勇气向马及其别的权威教授开起火来。北大党委当年的批判报告中一涉及马寅初,就时常充斥着这种嘲讽、不屑的语气,对学术出身的本校校长的学识如此不敬在北大史上也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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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连中共高层人士也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马寅初的轻视态度,康生1958年6月5日在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轻易地说道:“马寅初的理论无非就是团团转,还把北大弄得团团转。”他以山东俗话“人手”来反驳马寅初的“人口论”,因为“牛马狗都有口,但没有手,只有人才有手”。他由此推论说:“马寅初只见口,不见手,这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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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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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955年只要见到中央部门来人,马寅初都会说:“如果没有江隆基同志,我办不了北大,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康生据此还表扬马寅初,认为马如此肯定江,就是第一个为党说好话的人。江隆基是20年代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干部,曾在老解放区长期负责教育工作。1952年10月由中央调派到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出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的行政级别与市委一些领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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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一上任,就赶上北大从城内搬往城外燕京大学旧址,燕京原有家当不够用,新建筑又迟迟不能完工,上级又迫切希望在当年12月初开课。在这期间又频繁遇到一系列的突击任务,如俄文速成学习、全校的调查研究、中苏友好月、工资调整、大规模采用苏联教材等,把江隆基弄得疲惫不堪。他在1953年4月15日致市委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北大在院系调整之后差不多等于一个新成立的学校,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分,这就使我们的工作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来校之后又因学校行政机构不大健全,大小事情都逼在眼前不能不管,再加我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联系群众与深入实际不够,因而形成上学期的忙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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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工作汇报中,江隆基还表示,整个北大党的力量偏弱,校务方面的领导干部大都是民主教授和留有职员。他写道:“这些民主教授一般说来工作热情是有的,但政治性和思想性很差,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所以在工作上起的作用不大。”至于党员领导骨干的实际领导能力,江隆基也流露不得力的感喟:“除我一人是老干部外,其余全是解放战争中入党的新干部,他们的优点是积极热情、和群众有联系,缺点是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政治锻炼和政策思想,他们在过去搞学生运动时是有办法的,但在今天要领导教学和行政工作,就感到很生疏。正因为如此,所以全校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工作上顾此失彼,漏洞很多。”(见1953年4月15日江隆基致市高校党委并市委《关于北京大学现存问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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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在期末总结工作会上,不少人给江隆基提意见,主要认为江联系群众不够,群众不易接近。副校长汤用彤以较为客气的口吻说:“江副校长有知识分子味。”副教务长侯仁之说:“到校长办公室找汤老,不考虑就进去了,但要找江副校长就要想一想。”江在会上也作了检讨,但事后似乎收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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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手忙脚乱,马寅初却颇为悠闲。江隆基对行政机构不敢倚靠,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恐慌和不信任。他认定,新北大的行政机构是以原燕京大学的行政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原燕大的行政机构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长期麻醉与奴役之下是十分腐朽的,在工作上起的作用不大。而行政领导岗位上多是民主教授和一些旧留用人员,政治上不太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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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高教部下来调查,听取北大工作汇报。事后高教部形成一个检查报告,内中称:“北京大学在和马寅初、汤用彤等的合作上基本做到尊重其职权,校内一切公事都经过马寅初批阅,大事情都和他商量,做了的工作都向他汇报。在他出国的时候,江校长每月亲笔向他报告工作。”所述的多是某一小段时间的事实,但实际上数年内并不如此所为,这只能视之为官场惯常、应付的书面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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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内情通过一个细节可以窥探到:马寅初不大管(或不能管)教学上的大事,却对校内清洁卫生工的调动、职员的大小事都很关心,一有变化都要人向他报告。有一次北京政法学院工友因个人琐事打了北大一职员,北大写信给政法学院请求解决,马寅初竟花了很多时间亲自修改这封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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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文件看,1953年、1954年江隆基写了好几件工作报告,都是直接以自己名义上报,一字不涉马校长,譬如1953年8月27日,他用毛笔写了万言报告致中宣部、高教部、市委,内容涉及学制延长一年、各系增设秘书一人并兼任支部书记、不适教员处理等重要行政事宜,全篇根本没有提及马寅初对这些事的表态如何。1953年10月4日晚,江隆基在临湖轩与各系主任座谈校内工作安排,人员齐整,唯独就缺马寅初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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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使用党外校长这一点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就比江隆基灵活巧妙。蒋南翔经常会把对校内重大事件的看法事先通告副校长刘仙洲及教务长钱伟长,并尽量让他们出面主持,由他们给各系提出处理意见。这种沟通方式极为有效,刘仙洲的工作热情比冷落的马寅初要高涨许多。据高教部、教育部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介绍,蒋南翔与刘仙洲共同管理教学,蒋南翔主管政治及人事工作,刘仙洲则兼管总务、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刘对这样的分工是满意的,因而在工作中发挥了积极性,检查各系教学计划的会也主动由刘主持。简报中对蒋南翔的统战工作方法予以较高的认可:“南翔同志经常将自己对校内各种问题的看法,讲给刘仙洲听,以促进思想上的一致,便于他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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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马寅初在北大的境遇可以用“孤寂”来形容。细翻北大50年代中期档案,可以发现上下重要沟通时往往都愿意绕过他这一关。偶有例外的是因高教部大学教育司一科长不通过北大校方,擅自决定聘请苏联专家与留助教的数目与专业,高教部副部长杨秀峰1953年5月24日为此向北京市高校党委会书记李乐光写信致歉,并许诺将以马叙伦部长名义正式函告马寅初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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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1954年11月13日晚中风病危,在11月16日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中,列举北大党政领导前往医院探视的名单,竟把马寅初归入“向达、郑昕等教授”之列。这可以视为工作人员的一点笔误、失误,但多少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寅初的校长位置多年被漠视、冷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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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北京市高校党委会也认为北大“党的领导核心不健全,党政关系不密切,党委也未主动了解行政意图,配合行政进行工作”。说及原因,是因为北大党委“片面地强调行政方面水平低,小资思想浓厚,对他们指责多,帮助少,缺乏支持”。(见1954年《关于北大召开党代会准备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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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委借此批评一些党员校长习惯于个人决定问题,觉得“自己决定出不了大错”、“集体领导麻烦”。结果就是出现这样一个景象:“党委忙得要死,有些负责同志忙得身体也垮了,而非党行政负责人却闲得难受”(市委大学部1961年回顾几年来教育工作总结报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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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对江隆基的工作方法也是存有一定看法的,但碍于江的老资格身份而有所容忍。在市高校党委工作报告中,对江的内部评论一直不高:“少数同志背着‘老资格’的包袱,自以为是。北大江隆基副校长自恃在掌握政策、思想意识、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修养差不多了,不能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教学改革进展迟缓了,就产生了消极情绪。”市里领导由此形成对北大领导层现状的看法,这种评价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北大集体领导不健全,党政关系不密切,干部及党员认识都不一致,行政、党委各部门间工作中配合不够,学校领导上的决定无法深入贯彻,致使教学工作稳步不前,相当一部分干部滋长了消极情绪。”(见1954年高校党委常委会议文件第7号《高等学校党员校院长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检查思想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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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马寅初、江隆基陪同周恩来视察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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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时常抱怨高教部、市委对他支持不够,自嘲为“过渡时期的校长”,强调许多客观困难。这让市委颇有些恼火,双方矛盾持续甚久。江隆基又因高教部不调给得力干部,常对高教部干部发牢骚,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高教部也认为江隆基与上级关系不够正常,对上级机关的检查和批评不够虚心。(见1954年7月1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四中全会决议学习第一阶段总结材料》)而马寅初夹在其间,上下不得参与过问,小心观察两边的形势,不敢随意表态,只能高挂悠闲无事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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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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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在敏感政治问题上的表态是极为慎重的,轻易不会在公开场合随便说话。但有些私下谈话还是被记录在案,譬如1954年谈及批判胡风运动,说“胡风倒霉了”,“胡风可能是对某些党员干部有意见”。由此引申道:“共产党是行的,但是党这么大,党员也不可能都一样,我也听说过,有的党员就是背着党的名,神气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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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之后,借传达四中全会的精神,北京市委根据事前布置,陆续向党员干部、党内积极分子逐步报告,人数已扩大至22万人的大范围,此时民主人士及党外骨干还尚未传达。对于向民主人士如何讲清“高饶事件”,中共高层颇费周折,最后决定:向党外人士传达依据中央统战部提纲,不要增加事实,少讲些枝节问题。当时向一般党团员传达的内容,依据的是中宣部提纲,事实部分比统战部提纲要多,但要求不要另外举例。高层还强调,涉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最好不讲,名单问题不讲,中苏问题不讲,中央领导的名字都不提,否则就会冲淡其反党叛国的罪恶事实。而且还提出,非党人士听中央统战部提纲者一律不讨论,党团员听中宣部提纲者反而一律要讨论。中央还规定,一般讲不清楚的不要讲,也不应当讲,所有做报告的时间不要太长,控制在两小时以内。(见1954年9月10日《杨述同志报告传达四中全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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