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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在1958年大跃进之时，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对陈垣震动不小，他马上表示“不灰心”之意，并于12月正式提出申请入党。北师大党委转年1月9日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四千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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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赶上1959年初春中共“开闸放水”的短暂时期，原本复杂万分的问题得以简单解决。1959年初市委很快批复同意北师大报告，并在两个月内连续批准梁思成、周培源、张子高、吴朝仁、黄昆等12位拖延多年的著名教授入党，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引发了一股接收左派教授入党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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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28日，陈垣以79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图为1959年2月14日，入党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摄于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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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日，陈垣参加首都群众在北海公园的联欢活动，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右二）、夫人王光美（右一）、校长秘书刘迺和（右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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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28日，北师大校长办公室、人事处党支部召开审查通过陈垣入党的会议，新任校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来到现场以示重视，他说：“陈垣同志的入党，说明了党在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陈垣同志在解放以后积极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陈垣同志在入党的问题上，过去也曾有过思想斗争，如认为自己想加入党是‘太不自量’，怕提出来不批准，面子不好看。但是，最后总是获得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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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在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也应说是最常见的“八股”模式，如有“今天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接受我参加到工人阶级先进队伍，感到莫大荣幸。”“今天党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我要珍重这一新生命的开始”等常见词语，稍带有个人色彩的就是这么寥寥几句：“今年我已年近八十，真所谓垂暮之年才找到了共产党，自恨闻道太晚。但是我年纪虽老，俗话说‘虎老雄心在’，我想年岁的老少不能阻挡人前进的勇气，闻道的迟早不能限人觉悟的高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党，不但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我要以我有生之年竭尽能力，为党的事业不休不倦地继续努力。”这份讲话后来整理修改成文，以《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为题在《人民日报》显要位置发表，在学术界内外掀动不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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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如在会上突然提到一个话题：“有些同志在入党的问题上，也有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影响了自己的进步。比如，有人害怕党内组织纪律，怕到党内来不自由。其实，主观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只有认识了必然，按照客观规律行动，才有自由，否则是不自由的。只要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会感到自由，感到组织纪律的必要。”刘是泛泛而谈，而陈垣自然有所回应：“今天同志们所提的意见非常宝贵，我今后要加强阶级观点的锻炼，努力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残余，密切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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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大会临近结束时，刘墉如激情地表示：“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工人阶级事业，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吧。”陈垣回应道：“要不辜负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希望，以不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庄严有余的支部会上，模式感强烈，照着套路一丝不苟地进行，一位历经几个历史阶段的78岁老人能够应答自如，内容得体，很好地显现了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与神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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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这份保存至今的支部大会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浸染多年，艰难磨合，陈垣政治性的表态已经极为纯熟和老到，周遭的政治烙印已嵌入在他的思想形态中。他的幸与不幸，都源自于激奋又茫然、紧跟又踌躇、外人又无法全部解读的苍凉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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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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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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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任教燕京大学，撰写《中国哲学史》。1928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1年、1934年分别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49年辞去一切行政职务。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多次检讨自己的历史、思想问题。1980年起，通过口述方式开始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至1989年完成。1990年11月26日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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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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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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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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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北大哲学系1949年后的思想斗争历程，就可看出冯友兰始终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出场角色、屡批屡不倒的奇特人物。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最高领导人与各个时期的文教主政者有时又待他如上宾，基层执行者囿于统战政策又时而敬畏，令他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之后不时游离、逃脱，但是他的人生整体状态还是呈现不堪、悲怆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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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政治性事件的表态还是相当随意和大胆，但多少又带有一点自省之意，无形中又增添一层保护色彩。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方先后举办多种悼念仪式，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就表示不愿戴黑纱，冯友兰却巧妙地提出一点异议：“如果在过去我就会想，好像邻居死了家长，为什么要将灵堂设在我们堂屋里呢？不过现在我不这样想，知道这想法不对。”（见1953年3月25日市高校党委《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群众中的一些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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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学校“三反”运动的激烈冲击后，冯友兰对政治运动本能地滋生躲避和迎合，开始热心参加学校民盟的学习活动，因其发言适宜，屡次被学校行政方面选为典型，参加全校教师心得座谈会。1953年7月市高校党委在一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调研总结中表述道：“教授冯友兰、任华联系《实践论》，批判个人在哲学思想上的唯心观点，抽象概念和反动的思想立场均较深刻具体，会后一般反映甚好，不少盟员要求今后多开这样的会议。”1953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制订半年工作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做一些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统战部在计划中称，从民主党派组织生活的实际效果来看，主要是对中间中左分子以及一部分中层和下层的落后分子，适当地开展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年4月2日高校党委统战部总结民主党派工作时称，“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根据中央面向中上层的方针，又协助吸收了一批上层教授，其中有些是我们有意识地（让民主党派）吸收进来的右翼分子，如冯友兰、吴景超等，由于思想改造运动后，觉悟有所提高，因而要求加入相当的政治组织，以期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教育。”统战部分析说，从左、中、右三类人参加民主党派活动情况来看，进步骨干在思想作风上表现骄躁，看不起中间落后分子，有脱离群众的现象，希望把民主党派办成和共产党一样，否则觉得不够味；中间分子要求政治活动适可而止，以免妨碍自己的业务开展。有别于进步、中间两类，统战部则认为像冯友兰这样的右翼分子大体上则比较积极，有上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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