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20517
1706220518
可以确认一点的是，冯友兰他们此后一直没有摆脱政治性的歧视和追击。1959年11月系总支向上汇总说：“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为老牌的唯心论者，政治上中右。副主任张岱年是个右派，已免职。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洪谦，政治上是中右，学术上反马克思主义，最近一年来借口生病需要长期静养，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政治活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沈廼璋，政治上是中右，学术上唯心论一套不肯动……”而哲学系有旧哲学、心理学的教授29人，分布在四个教研室中。而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力量不足，青年助教只有寥寥16人，而且大多数是最近一两年留下来的毕业生，不要说“旗鼓相当”，连“通风报信”也顾不过来。（见1959年11月10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层骨干师资情况和意见》）
1706220519
1706220520
这就是北大党委最为担忧的战斗不力的局面。陆平曾总结说：“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首屈一指的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的第一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绝不要看见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过去几年学校党委因此吃过大亏。”（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陆平发言）为此，北大党委始终对冯友兰他们高挂“督战牌”，时时不得松懈。
1706220521
1706220522
反右以后，中共高层对哲学工作的开展不是十分满意，一涉及旧式哲学教授及其教学工作，言语中时常流露贬损、不屑的意思，大有不以为然、看不上眼的蔑视感觉。1958年7月28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新近讲话内容：“主席说不要把哲学看得很神秘，小孩子也懂哲学，你问他妈妈是人是狗，他也会说是人，这就是唯物论（反映论），小孩看电影也爱问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他也是在找对立面。”（见1958年7月28日陆定一《党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以小孩的口吻化大为小，把专业性极强的哲学学科弄得极其简单化、稚嫩化。而康生在党内几次讲话谈及冯友兰、张岱年近乎谩骂，毫不客气，他说：“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什么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的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学习》杂志还给登了，真丢人，那些人就欺骗我们不知道，其实，翻翻荀子的书，查对一下就知道了啊。张岱年有什么实学呢？只是诡辩，现在已成右派了吧。”（见1958年6月5日《康生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康生以文教主管者的身份公开否认冯、张的才学，称之为“诡辩”，在党内层层传开后，增加左派斗争的筹码和本钱，更加重冯、张的整体政治压迫感和被围追力度，只能使自己周遭的生存环境严重劣质化。
1706220523
1706220524
在不断敌视、贬低的情况下，北大党内已把冯友兰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腐蚀青年的程度。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在市委内刊《北京工作》第246期刊发名为《发动群众，破除迷信，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批判》的文章，直接点了冯友兰的名字，以他为例说明腐蚀青年的危害性：
1706220525
1706220526
教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腐蚀了青年，不少青年教师和学生曾经把“向科学进军”看成“向资产阶级专家进军”，在学术上也步资产阶级教授的后尘。许多人并没有看过这些教授的书，甚至没有听过他们的课，却一味盲目崇拜他们，认为他们学识渊博、著作多、资料掌握得多、又懂得几国外文，是高不可攀、不可逾越的。北大哲学系学生管冯友兰叫作“活字典”，有个党员甚至认为冯友兰学习马列主义比我们还强。（见1958年8月29日《北京工作》第246期）
1706220527
1706220528
这篇文章是经过北大党委授意而写的，代表了北大党内高昂的斗争姿态，在当年市委内刊发表后影响颇大，有一种示范表演的意味。连冯友兰学识渊博、“活字典”作用都不能容忍，还被看作是负面、有害的东西，显现大跃进之时北大党组织日益膨胀的严打狠打的极左情绪，灾难性的左祸现象迅速在校内漫延。
1706220529
1706220530
五
1706220531
1706220532
反右之后北大党委系统始终保持穷追之势，一刻没有放松收集敌情。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的点滴信息，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冯所在的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譬如1961年初秋系里反映，冯友兰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有鱼了。
1706220533
1706220534
“与党争夺青年”是冯友兰所得的罪名之一，举出的一例是为吸引助教庄印编书，冯分给庄大量稿费，对庄加以腐蚀。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称之为“按照自己的面貌精心培养他们”，冯友兰对庄印的世界观的逐渐腐蚀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例子”。吴子牧延伸说道：“有些人公然散布抵触党的教育方针的言论（如冯友兰），有些资产阶级教授专门挑选政治思想落后、业务好、听他们话的青年留作助教或研究生，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见1964年吴子牧汇报提纲《高等学校里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
1706220535
1706220536
1959年系里就抓住冯友兰教学中的内容，如“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孔子讲的仁是超阶级的”等，列为学术批判的重点内容。（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哲学系1956级学生为运动的激荡气氛所鼓动，以教学检查的名义，准备面对面地批判冯友兰，为此悄悄地酝酿了好长时间。有一天冯友兰讲完课夹着书包要走，学生要求他留下听意见，冯友兰当即显露慌乱的神情，只能坐在黑板前候场。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负责人孔繁闻讯赶来，对这样突然袭击的方法表示不赞同，56级几位党员学生当即找到系总支办公室，在场的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也希望学生背靠背搞，学生坚决不答应，只好又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最终同意他们的请求。结果这个临时批判大会就在教室里仓促举行，挤满了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
1706220537
1706220538
面对这样强势的学生，冯友兰只有唯诺顺从。他已习惯了这样的低调应对，内心不断累积政治风险感而使自己的心境渐趋无奈和悲凉。1961年5月在中宣部一次近乎“神仙会”性质的教材会议上，他大胆地讲了一段话，最能显示他这一段的痛楚和不安：
1706220539
1706220540
我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有一次，要求学生在考试时记住一些事实。教学检查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平时对我提了意见，在考试时进行报复。并且说，你那些资料是资产阶级的资料。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你到学生宿舍去，学生问：“你来干吗？”你辟一个房间“候驾”，学生不来，若问为什么，学生说：“太麻烦了，还是你到我们宿舍来吧。”（见1961年5月8日市委大学部《高等学校部分党外教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1706220541
1706220542
1961年市里组织各个单位对以往政治斗争大搞甄别，有缓解、平反之意。哲学系总支谈及对冯友兰的情况，只是淡而化之地表示，冯友兰1959年在教学中提出一些错误观点，有些学生不能识别，因此系里组织学生进行分析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当时开了一次师生一百五十余人参加的大会，批判中有些简单化，有人还说他是“修正主义”则是不恰当的。（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后对教授进行批判的情况》）这种事后评价既说批判具有必要性，又承认简单化的毛病，顾及两面，聊于应付，纯属一时敷衍上级。
1706220543
1706220544
1959年夏季后，受大跃进后果的制约，民心慌乱，知识界反弹厉害，却以静默的抵触状态加以显现。当局忙于应付副食短缺和生产下滑，无心恋战，严酷的斗争运动渐趋平和。中共高层开始张罗国庆十周年庆贺活动，为了使来京的众多外宾确切看到建设成就，举办各类展览会成了应急的良方。刘少奇提议：“学校应该有去年那样的热烈气氛。”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杨秀峰找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林枫商量，准备让北京的学校办一个以实物为主的跃进展览会，通过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说明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
1706220545
1706220546
因有1958年几次火爆展览做基础，1959年展览会仓促间也能顺利地举行，但原来不少夸耀、虚浮的东西被拿掉。中宣部一些中层干部参观后，唯独对没有学术批判方面的版块大有意见，认为大跃进时学术批判做了很多工作，应有所反映，哪怕搞一块展板也好。像批判马寅初、冯友兰等，不一定点两人的名，但多少要表现出来，不能让老教师翘尾巴。而冯友兰在参观此次展览会之后，表态却较为积极，说了简单几句，套话味十足：“看了展览，感到学校师生能做很大事情，尤其是清华大学密云水库工程及国家大剧院工程等，这是个大跃进，这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的。”（见1959年9月30日《北京高校中专学校跃进展览会内部资料》）这几句平常大话，滴水不漏，与当时政治形态缝合无隙，冯友兰凭着自身的悟性和生存本能，能周全、圆润地应付事态。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爱说激动、夸张的言语，连篇累牍，像冯友兰如此简单行事的还属少见。
1706220547
1706220548
六
1706220549
1706220550
1960年、1961年形势缓和期间，冯友兰相对处于难得平稳的阶段，外界的压力骤然降低。最引人注目的是康生的变化，他早已对外宣称：我现在对北大的冯友兰先生采取欢迎的态度，人家承认他的抽象继承有错误，人家承认这一条就好吗？我们总要与人为善，承认他的进步，还要指出他的看法模糊的地方。
1706220551
1706220552
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两次听取北师大调查组汇报，其间屡次提到冯友兰。当谈到主席说过，“中国旧知识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是国家的财富”，康生举例说，我们现在是否真的看成是财产，如冯友兰是病毒还是财产，我看病毒是有一点，但基本上还是财产。他责问在场的市委人士：高级党校请过朱光潜、冯友兰去讲课，你们市委党校请过没有？
1706220553
1706220554
那一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论形式逻辑的文章，观点与周谷城相近，结果引起上海学术界人士的惊喜和好奇，认为《红旗》杂志如此发稿出人意料，还是能说公道话。康生讲了这个事例后发问：“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对非党知识分子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的文章到底应该怎么看，能不能登报？”（见1961年5月8日北师大调查组整理《康生同志在听师大调查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康生坚持认为冯友兰发表文章对活跃学术争论有好处，因此几次指示对冯先生多加鼓励，所以那一年各相关报刊稿约不断，冯友兰兴致颇高地写出一批学术文章。面对这种景象，哲学系总支还急于从中找材料，写出一篇有关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积极参与学术争鸣的报告，冯友兰自然成为其中表述的正面主角。
1706220555
1706220556
在那一阶段，北大提倡并布置青年教师与老教授“对号”学习，有意提高老教授的“形象”。如学校统战部印发了对中文系教授游国恩学术估价的材料，对游估价很高，甚至说游在大学二年级就注重研究楚辞，这恰是以前最顾忌的资产阶级专家“成名成家”的说辞。而哲学系也写了冯友兰的学术情况，用词超常，说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是全才，中文相当中文系一级教授，历史水平相当历史系一级教授，英文相当于英文系一级教授。当时就有青年党员提意见说：“对教授知识的估计是过高的，与我们1958年对他们学术批判的精神完全不符。”
1706220557
1706220558
在高级党校集体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哲学系编写者照抄冯友兰的著作，引用了冯友兰对春秋无神论思想、春秋辩证法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后来大批判时，这件事就被认为“影响很不好”，反过来就论证冯的学说多不可取。
1706220559
1706220560
在哲学系同事的眼里，1961年时的冯友兰变得有些洒脱、大胆，喜欢评议时事、政策，似乎也不刻意回避什么。教育部制订的《高校暂行工作条例》公布前，到各校征集部分师生意见，冯友兰应邀出席座谈会。大家七嘴八舌，对不少条目提了各种修改的理由，但从没有人对总则中的“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这一条有意见，因为觉得这是通俗明白的大道理。而冯友兰却说，该条标准太高了，因为条例既然认为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树立是逐步的，那么对于还没有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学生能否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呢，这两个要求是互相矛盾的。冯友兰说时都觉得拗口，微妙的推理叙述方式也让与会者有几分失措，没有人能当场接上茬。条例中还规定：“（研究生）科学研究时间应当占整个学习时间的一半。”冯友兰明确认为这是做不到的，在整个学习期间仍应以学习业务为主，不能搞很多科学研究。他和清华李酉山教授都谈到，目前研究生的业务水平较低，要用较多的时间学习基本业务知识和外文、古文等工具。（见1961年10月14日市委大学部《清华、北大、师大部分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冯友兰所谈的意见是有针对性的，1958年教育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各高校不顾知识体系训练的特点，广泛动员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大搞科研著书，结果基础不牢，危害甚大，几个学年下来学生的治学能力严重削弱。
1706220561
1706220562
就在那短短的两三年间，冯友兰一度获得较高的称誉，《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本是作为对立面让他讲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没想到全系教师（包括党员）听课后都很欣赏，认为讲课流利，史料熟悉，观点明晰。冯友兰的一位党员学生陈奇伟激动之余，执意要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歌颂自己的导师。（见1964年5月市委大学部《高校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党内思想状况》）只不过转眼到了1964年，冯友兰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经对冯表达过好感的人都一一遭到斥责。
1706220563
1706220564
七
1706220565
1706220566
1960年年初开始，北京城内副食、粮食供应出现极大的困难，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消瘦、头晕等毛病在各行业中普遍出现，到了1961年春季达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北京市委紧急出台几个应急方案，其中开出甲、乙级供应的两个名单，一个是大范围的32000人，包括工程、卫生、科研、出版、高校等领域高级技术人员，再加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7100人；另一个是小范围的一万人左右，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确保的高级干部、高级技术人员。
[
上一页 ]
[ :1.7062205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