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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面粉短缺所造成的市场困顿，被思想进步的教授们一说开，往往被披上迷惑、闪烁的光环，无视了面粉供应困难的实情。汤用彤说到粮食生产无问题、细粮增减的缘由，竟归之于国家向前进、社会主义改造、人民觉悟的提高，人为地拔高到概念性的思想高度，不知是上级的授意还是自己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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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回到家后，就决定每天早晨要吃一顿粗粮，并且向爱人讲增产节约的道理。1953年11月6日市高校党委会出了名为《各校教授对面粉计划供应的反映》的一期简报，汤的这一细节被记录到简报中，当作“积极宣传执行”的先进典型言行登在该期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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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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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汤用彤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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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那几年学者们对政治问题的表态，可以发现汤用彤一向说得较为诚恳、谨慎，基本表达了一种昂扬向上、乐观其成的进步倾向。譬如1954年6月报刊公布宪法草案，其中不少立意和框架还是颇让汤用彤等学人们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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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汤用彤副校长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高兴的。有了自己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宪法，我们的宪法是革命的结果，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超过了过去人们的梦想，对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也是很大的安慰。”（见1954年6月16日高校党委《宪法草案公布后高等学校师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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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称赞草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整段发言虽为人们熟悉的套话模式，革命性强，但带有自然而然的喜悦之情，反映了相当多知识分子认同和迎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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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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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杂、高压的政治运动之下，汤用彤50年代前期的人生轨迹还是不断呈现萎缩的特点，说话变得愈来愈小心。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他深感关联就愈加万分谨慎。研究古典的一些学者对考证问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对？旧日学生、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悄悄地跑来问：“对考证怎么看？”汤用彤听后未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反问一句：“苏联对考证怎样看？”答案还是无处所求。（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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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具体政治问题讨论时，汤用彤在公开场合一般附和较多，不爱挑头引话题，不好把握时就爱说一些模糊性的言语。1953年10月4日晚上，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在临湖轩召开系主任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教育部综合大会精神。谈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宣传分寸，说深说浅，主持人江隆基颇感为难，几番向到会者询问。到会的主任们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压迫感，生怕又站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老路上去，怕给人“改造不好”的印象，发言时就竭力往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上靠拢，有时还特别说一些有意味的“反话”。譬如，季羡林说：“可能有人弹冠相庆，好了，有出头日子了。”金岳霖也说：“若搞成‘又可以研究资产阶级文化了’，是不行的。”汤用彤此刻接了一句：“一提取精华去糟粕，可能都变成精华了。”（见1953年10月《北大系主任座谈如何贯彻综合大会会议的情况整理》）北大党委编写简报者认为发言者均有“怕惹麻烦、怕困难”的思想，畏缩不前，担心言语不慎招来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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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的场合，汤用彤也有说真心话、敢于担当的时候。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撤并国内高校几个哲学系，把重要的师资力量硬性集中调到北大等校，不料矛盾滋生，人际关系、教学冲突日显，有全国影响力的哲学教授强迫笼络在一个单位，反而宛若一盘无法收拾的散沙。作为北大哲学系资深老人，汤用彤对其中的不良效果是有所体会的。1953年11月教育部综合大学会议上，他大胆提到师资调整存在的弊端：“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并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严仁庚副教务长补充说：“有些教师感到冷落，情绪波动，我们甚至怀疑到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如有人说，‘是不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怎么没有人理我们呢？’”涉及新政权的教育制度层面，直接面对院系调整活动的众多主事者，这种批评是尖锐的，多少透着一种不满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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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一黄姓副部长在报告中正面说到接受遗产的问题，张景铖教授在小组会讨论中高调表示，对于旧教师说来，还是应将资产阶级思想打碎了再建新的好。而在同一场合，汤用彤回应说：“文件中提资产阶级陈腐的一面，现在看来是否不恰当。”（见1953年11月高校党委《综合大学会议简报中有关北大情况摘录》）他表达清晰，反问也有力度。市高校党委会工作人员在编写简报中，在记录原稿中敏锐地发现汤用彤此次发言的异样点，一一摘录在简报之中，相反汤所说的不少套话、官话则不被采纳到简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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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运动环境中，身居学校高位的汤用彤还是惜墨如金，张口三思。波及自身学术研究，一谈到政治性话题依然低调回避。他曾经认为空宗与有宗是有不同之处，甚至从材料中发现有宗里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始终不敢贸然提出这个说法，直到有一次苏联专家提到有宗的积极政治意义，他听后如释重负，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观点。1957年4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病后的汤用彤发言时说着说着就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曲，颇得与会者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表述是极为简洁的：“有宗里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想到它是宗教，就不敢提出来。现在苏联提出了，我才敢说。”（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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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右一）、马寅初（右二）、江隆基（右五）和苏联专家在北大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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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反右之前鸣放时期难得的一次吐露，寥寥数语却道尽学术的探索之难。两个月后开始反右，病中老人惊愕之中已无力应付外界的风雨侵扰，只能顺势封闭自己的心扉，保持一种静穆的休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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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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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方浓，汤用彤却于11月13日晚突然中风患病。这构成当年教育界一件影响颇大、议论较多的焦点事件，稍稍搅乱政治运动行进的走向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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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同时还很坚持地催促哲学系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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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曾找自己的学生、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提议一起合作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因为任继愈被校党委视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员，其上进的思想状态屡次被表扬，汤用彤感到与他合写文章比较放心。但仅过了几天，汤用彤思虑再三，又改变了主意，他对任说：“看来这是一次比‘三反’思想改造更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各人搞各人的。”北大党委来人了解情况，任继愈谈到汤老的这一变化，并担心地表示：“批判政治问题对这些老教授还没什么，但一搞学术问题，这是旧知识分子的本钱，就紧张了，这当中思想情绪的变化也会比较大的，希望领导派人下来，就像搞总路线时派干部到农村一样。”（见1954年11月18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20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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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出事的那天下午，原本有两个会议可供汤用彤选择其一：一是《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二是北大举行苏联文化部赠送洛蒙诺索夫大理石像授礼大会。哲学系主任郑昕预感到批判会的火药味，好意地劝他不要去参加《人民日报》座谈会，但他执意要去报社，生硬地说出一句：“不去要受批评的。”去了后他抢先第一个发言，而且是激烈地批判考据的方法，认为是“毫无用处”。知情者颇觉诧异，因为这一反他平日的看法和学术作风。他发言时有较大的火气，激动难抑，以致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做小结时委婉地说明“考据还是有作用的”，希望平复汤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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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上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北师大教授马特借机批评了《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的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当然马特也说你们与胡适思想有所不同，但突然间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任继愈后来告诉北大党委人士，他在会场上还自我安慰：“我与胡适的思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也没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是被压抑气氛所传染，发言已词不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