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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汤用彤副校长说：“宪法草案的公布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值得高兴的。有了自己的政权，才有这样的宪法，我们的宪法是革命的结果，不折不扣的人民的宪法，超过了过去人们的梦想，对流血牺牲的先烈们也是很大的安慰。”（见1954年6月16日高校党委《宪法草案公布后高等学校师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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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称赞草案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好”，整段发言虽为人们熟悉的套话模式，革命性强，但带有自然而然的喜悦之情，反映了相当多知识分子认同和迎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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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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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杂、高压的政治运动之下，汤用彤50年代前期的人生轨迹还是不断呈现萎缩的特点，说话变得愈来愈小心。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他深感关联就愈加万分谨慎。研究古典的一些学者对考证问题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对？旧日学生、北大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悄悄地跑来问：“对考证怎么看？”汤用彤听后未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反问一句：“苏联对考证怎样看？”答案还是无处所求。（见1954年11月11日高校党委简报《讨论红楼梦问题的党内外思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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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具体政治问题讨论时，汤用彤在公开场合一般附和较多，不爱挑头引话题，不好把握时就爱说一些模糊性的言语。1953年10月4日晚上，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在临湖轩召开系主任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教育部综合大会精神。谈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宣传分寸，说深说浅，主持人江隆基颇感为难，几番向到会者询问。到会的主任们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压迫感，生怕又站到资产阶级文化的老路上去，怕给人“改造不好”的印象，发言时就竭力往教育部的文件精神上靠拢，有时还特别说一些有意味的“反话”。譬如，季羡林说：“可能有人弹冠相庆，好了，有出头日子了。”金岳霖也说：“若搞成‘又可以研究资产阶级文化了’，是不行的。”汤用彤此刻接了一句：“一提取精华去糟粕，可能都变成精华了。”（见1953年10月《北大系主任座谈如何贯彻综合大会会议的情况整理》）北大党委编写简报者认为发言者均有“怕惹麻烦、怕困难”的思想，畏缩不前，担心言语不慎招来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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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的场合，汤用彤也有说真心话、敢于担当的时候。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撤并国内高校几个哲学系，把重要的师资力量硬性集中调到北大等校，不料矛盾滋生，人际关系、教学冲突日显，有全国影响力的哲学教授强迫笼络在一个单位，反而宛若一盘无法收拾的散沙。作为北大哲学系资深老人，汤用彤对其中的不良效果是有所体会的。1953年11月教育部综合大学会议上，他大胆提到师资调整存在的弊端：“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并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严仁庚副教务长补充说：“有些教师感到冷落，情绪波动，我们甚至怀疑到政府对他们的政策，如有人说，‘是不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怎么没有人理我们呢？’”涉及新政权的教育制度层面，直接面对院系调整活动的众多主事者，这种批评是尖锐的，多少透着一种不满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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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一黄姓副部长在报告中正面说到接受遗产的问题，张景铖教授在小组会讨论中高调表示，对于旧教师说来，还是应将资产阶级思想打碎了再建新的好。而在同一场合，汤用彤回应说：“文件中提资产阶级陈腐的一面，现在看来是否不恰当。”（见1953年11月高校党委《综合大学会议简报中有关北大情况摘录》）他表达清晰，反问也有力度。市高校党委会工作人员在编写简报中，在记录原稿中敏锐地发现汤用彤此次发言的异样点，一一摘录在简报之中，相反汤所说的不少套话、官话则不被采纳到简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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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运动环境中，身居学校高位的汤用彤还是惜墨如金，张口三思。波及自身学术研究，一谈到政治性话题依然低调回避。他曾经认为空宗与有宗是有不同之处，甚至从材料中发现有宗里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始终不敢贸然提出这个说法，直到有一次苏联专家提到有宗的积极政治意义，他听后如释重负，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观点。1957年4月北大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病后的汤用彤发言时说着说着就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曲，颇得与会者的理解和共鸣。他的表述是极为简洁的：“有宗里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想到它是宗教，就不敢提出来。现在苏联提出了，我才敢说。”（见1957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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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右一）、马寅初（右二）、江隆基（右五）和苏联专家在北大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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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反右之前鸣放时期难得的一次吐露，寥寥数语却道尽学术的探索之难。两个月后开始反右，病中老人惊愕之中已无力应付外界的风雨侵扰，只能顺势封闭自己的心扉，保持一种静穆的休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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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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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方浓，汤用彤却于11月13日晚突然中风患病。这构成当年教育界一件影响颇大、议论较多的焦点事件，稍稍搅乱政治运动行进的走向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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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同时还很坚持地催促哲学系召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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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曾找自己的学生、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提议一起合作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因为任继愈被校党委视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员，其上进的思想状态屡次被表扬，汤用彤感到与他合写文章比较放心。但仅过了几天，汤用彤思虑再三，又改变了主意，他对任说：“看来这是一次比‘三反’思想改造更深刻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各人搞各人的。”北大党委来人了解情况，任继愈谈到汤老的这一变化，并担心地表示：“批判政治问题对这些老教授还没什么，但一搞学术问题，这是旧知识分子的本钱，就紧张了，这当中思想情绪的变化也会比较大的，希望领导派人下来，就像搞总路线时派干部到农村一样。”（见1954年11月18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20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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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出事的那天下午，原本有两个会议可供汤用彤选择其一：一是《人民日报》社召开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二是北大举行苏联文化部赠送洛蒙诺索夫大理石像授礼大会。哲学系主任郑昕预感到批判会的火药味，好意地劝他不要去参加《人民日报》座谈会，但他执意要去报社，生硬地说出一句：“不去要受批评的。”去了后他抢先第一个发言，而且是激烈地批判考据的方法，认为是“毫无用处”。知情者颇觉诧异，因为这一反他平日的看法和学术作风。他发言时有较大的火气，激动难抑，以致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做小结时委婉地说明“考据还是有作用的”，希望平复汤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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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上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北师大教授马特借机批评了《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的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当然马特也说你们与胡适思想有所不同，但突然间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任继愈后来告诉北大党委人士，他在会场上还自我安慰：“我与胡适的思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也没什么的。”但实际上还是被压抑气氛所传染，发言已词不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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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会下汤用彤似乎都难以静下心来，纠结一团。回家后意犹未尽，对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假设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他用胡适的句式反复提及高血压，没想到他躺下后不久家人就发现口歪、昏睡等早期中风症状。14日一早送协和医院检查，大夫判断血管阻塞，15日进一步做脊椎穿刺发现脑溢血。在北京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赶来会诊后表示病况危险，不容乐观。只有京城名中医施今墨摸脉后认为尚可挽救。北大校、系党政负责人江隆基、史梦兰、程贤策及马寅初校长赶来探视，汤用彤已是昏迷不醒。校方派校长办公室秘书高望之及护士一人专门看护。市委统战部特别关照协和医院党委多加照顾。（见1954年11月16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19期《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患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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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哲学系主任郑昕颇为自责，他曾鼓励汤老在运动初期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他后悔不迭地说：“搞学术问题从‘三反’时就紧张，对汤老照顾不够。”他叮嘱系里年轻党员负责人汪子嵩：“对外不要说汤是因思想生病。”汪子嵩也内疚地表示：“前几天汤用彤就比较紧张，是我们没照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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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汤老的突然患病及长达一个月的昏睡，议论声四起，多有埋怨、不解之意，这恰是高校主政者所担心的。从11月16日到12月中旬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编写组持续选登部分教授的意见，一些教授谈别的事情顺便也表达了对汤老生病的关注。其中有：北大邵循正教授对王宪钧教授说：“汤老的病大概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川岛）认为：“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这个（指批胡适）搞的。”他还说俞平伯挨批是“要糟糕”，同汤老生病之事一并而论，简报中称之是“言下有无限同情之意”。哲学系教授贺麟说：“汤老血压高已很久了，开人代会时受了累，回来还听专家的课，这一周就在闹头疼。他这次犯病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金岳霖教授对汤的重病表示惊奇，只是说了一句感伤的话：“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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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庆，汤用彤与亲友在燕南园58号院内合影。后排左一至四：汤一玄（三子）、汤一介（次子）、张敬平（夫人）、汤用彤。前排左一为乐黛云、左二为汤丹（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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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内情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尹企卓向校党委反映说：“汤老生病固然与开人民代表大会受了累有关系，但主要是因为开展学术批判，所以个别交代政策很必要。”汤的重病导致北大党内对思想运动的开展一时有了畏缩的举动，不知如何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步骤？譬如哲学系教师支部提出，党内感觉在学术斗争中没有力量，开展起来问题复杂，目前如何搞法还不明确。除批判胡适思想外，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搞不搞？教授一般不大会联系自己，我们是不是要揭发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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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汤老身陷的境遇，北大中文系助教、汤用彤大儿媳乐黛云百感交集，诚恳地对组织表示：“思想斗争对这些老头如何掌握是个问题。”（见1955年11月18日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18期）乐黛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思想上进，对政治运动的激烈和曲折体会得并不深入，经历此番折腾之后她的表态应是家属较为真切的一种实感，一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