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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汤老的突然患病及长达一个月的昏睡，议论声四起，多有埋怨、不解之意，这恰是高校主政者所担心的。从11月16日到12月中旬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编写组持续选登部分教授的意见，一些教授谈别的事情顺便也表达了对汤老生病的关注。其中有：北大邵循正教授对王宪钧教授说：“汤老的病大概是批判胡适搞出来的吧。”中文系教授章廷谦（川岛）认为：“汤老头子的病还不是这个（指批胡适）搞的。”他还说俞平伯挨批是“要糟糕”，同汤老生病之事一并而论，简报中称之是“言下有无限同情之意”。哲学系教授贺麟说：“汤老血压高已很久了，开人代会时受了累，回来还听专家的课，这一周就在闹头疼。他这次犯病不是什么偶然的事。”金岳霖教授对汤的重病表示惊奇，只是说了一句感伤的话：“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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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庆，汤用彤与亲友在燕南园58号院内合影。后排左一至四：汤一玄（三子）、汤一介（次子）、张敬平（夫人）、汤用彤。前排左一为乐黛云、左二为汤丹（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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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内情的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尹企卓向校党委反映说：“汤老生病固然与开人民代表大会受了累有关系，但主要是因为开展学术批判，所以个别交代政策很必要。”汤的重病导致北大党内对思想运动的开展一时有了畏缩的举动，不知如何组织下一步的斗争步骤？譬如哲学系教师支部提出，党内感觉在学术斗争中没有力量，开展起来问题复杂，目前如何搞法还不明确。除批判胡适思想外，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搞不搞？教授一般不大会联系自己，我们是不是要揭发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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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汤老身陷的境遇，北大中文系助教、汤用彤大儿媳乐黛云百感交集，诚恳地对组织表示：“思想斗争对这些老头如何掌握是个问题。”（见1955年11月18日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18期）乐黛云是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思想上进，对政治运动的激烈和曲折体会得并不深入，经历此番折腾之后她的表态应是家属较为真切的一种实感，一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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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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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956年汤用彤在病床上慢慢地与病魔抗争，身体有所见好。大病一场后，他逐渐与行政、教学工作脱身，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也因此幸运地躲开反右、“双反”运动的侵袭。在那之后的高校官方文件中鲜有他的名字出现，因思想重负而致重病的风波渐渐也被人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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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汤老的几件事情却还是在文件中闪现，夹杂着一丝丝不愉快和无法排遣的郁闷。这表明他哪怕处于边缘化，其心境还是难免为外界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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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大在“双反”运动之后，全校陷于教育革命的狂热之中，一切事务工作都以革命化为首要标准。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平均主义的追求，校方在群众发动之后就对所谓的教授不公待遇问题施以重拳，其一就是扣除部分病假教授的薪金。汤用彤首当其冲，从1958年9月起薪金被扣30%，原薪为395元，扣103.5元和其他费用，只发214.5元。汤用彤正处于休养之中，需要营养补贴、护工帮助，家中人口较多，开销较大，减除三分之一的工资，无疑造成大家庭日常生活一定的被动。汤颇感不满，说了一句“没想到”，别的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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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后，市委大学部、统战部相互间不断探讨，深感扣减病假教授的工资不妥，6月中旬两部门商议后拟出《关于高等学校教授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请求批准，内中提道：“党对他们的政策是高薪赎买，扣减一部分教授的薪金，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一般不扣，对于已扣的薪金也应如数退还。”报告中还特别提到，汤用彤1954年患脑充血，不能到校上课，此次被扣工资他深感不满。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对此批示：“对于教授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一般不应采取扣减工资的办法，务请迅速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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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此事遭到北大党委的强硬抵制。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特意把市委大学部干部朱传朴找去，详细了解北大扣薪教授的情况，明确指出北大党委是在“顶牛”，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思想搞通，不要简单生硬地贯彻市委书记的精神。（见1959年6月15日《市委大学部朱传朴致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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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扣减病假教授工资一事上，康生、中央高教部、市委大学部、统战部都在不断催促北大处理，领导部门一次又一次地查问，并且下来调查，给校方压力很大。但北大方面固执地坚持己见，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说：“这些教授一点工作不做，就一般不扣，说不过去。邓拓同志这个意见和国务院的规定有抵触。”中国医学科学院干部处处长李震附和说，下边群众反映教授不要再搞特殊了，大家都扣他们却不扣，又要翘尾巴。他们原来就思想不纯，一批判就去休养了，对他们过分照顾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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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参加市里座谈会的五家高校领导干部中，只有北医张思齐一人表示完全同意一般不扣的原则。市里感觉高校领导干部在此问题“思想上的抵触还很大”，难以做通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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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代表北大出席会议的赵国栋只好委婉地表示，对病休教授中有些专长的，只要多少能做一点工作的，就不算他病假发全薪，如汤用彤、张颐。但赵最后坚持住一点：至于完全不能工作的教授，就按办法扣，扣多少，可以酌情研究。赵表态说，这样对群众说得过去，执行了国务院的规定，对调动积极因素也有利。（见1959年6月23日市委大学部《人大、北大、农大、北医、医学研究院座谈病休教授扣减薪金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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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北大党委正式向市委报告：“初步考虑，汤用彤可以在家中指导他的儿子、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学习中国佛学史、印度哲学和魏晋玄学，其原工资可以照发。”实际上汤一介1956年从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回北大哲学系，就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准备让他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专长。北大校方只不过由此为自己找到一个下台阶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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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减工资风波刚平息，到了年底正逢反右倾运动高潮之际，汤一介又因父亲之故作为运动重点遭到整肃。哲学系反右倾批判小组认为汤一介对父亲汤用彤的进步作了过高估计，竟认为父亲已经合乎党员条件，可以吸收入党，对父亲的资产阶级虚伪的“清高”“正直”的作风认识不清。最让批判者不能忍受的是，汤一介居然主张以汤用彤所专长的“魏晋时期哲学”作为北大哲学系的研究方向，甚至认为北大的历史、文学研究都应以这个时期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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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还强调，汤一介作为哲学系秘书，对待资产阶级教授有着严重的错误估计，称赞他们搞的哲学史既有材料又有观点，甚至让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贺麟在党的生日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报告会，实际是忽视资产阶级教授的阶级本质和崇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倾思想。在深入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还揭出汤一介有许多修正主义理论，如认为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将逐渐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为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则不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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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汤用彤与小孙子在院子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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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是蕴藏着杀机的。看上去是对着汤一介，实质上也像是对病中的汤用彤“隔空”批判，会议中不时有人提及未到会的汤用彤的学术问题，寥寥数语，说得刺耳。简报中是用这样言语来表述的：“会上列举事实具体分析汤用彤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本质。”汤一介实际上是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有人在会上甚至说了这样很重的话：“汤一介同志不是党在汤用彤家里的代表，而是汤用彤在党内的代言人。”（见市委大学部1959年12月1日《北大反右倾斗争思想工作细致深入，效果很好》）看到这样的批判阵势，三十出头、思想单纯的汤一介先生不知回家该如何面对卧病在床的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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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缓慢地流逝，所有的斗争伤痛总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再留个时间慢性缓冲。1962年8月困难时期，官方强力动员非城市人口返乡，教授家的保姆成为动员对象之一。北大燕南园、燕东园两处教授58户中，就有37名保姆登记在案，其中来自农村的22名按市里规定要离开城市返回原籍。北大校方汇报说，老教授对保姆还乡多半未表示态度，少数人同意让走，但也有些人不同意她们走，汤用彤就是明显一例。汤的家中有两个保姆，其中一个保姆在汤家九年多，除了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还需照看幼小的孙子。还挂着副校长一职的汤用彤向北大恳切地提出，考虑到家中的需用，希望北大能破例为他家留下一个保姆。（见1962年8月1日大学部《情况简报》第76期《清华、北大老教师对保姆还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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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去世，这个企求是他晚年能提出的不多的意见之一，或许也是官方文件中留存他个人事务的最后一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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