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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此事遭到北大党委的强硬抵制。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特意把市委大学部干部朱传朴找去，详细了解北大扣薪教授的情况，明确指出北大党委是在“顶牛”，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思想搞通，不要简单生硬地贯彻市委书记的精神。（见1959年6月15日《市委大学部朱传朴致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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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扣减病假教授工资一事上，康生、中央高教部、市委大学部、统战部都在不断催促北大处理，领导部门一次又一次地查问，并且下来调查，给校方压力很大。但北大方面固执地坚持己见，北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国栋说：“这些教授一点工作不做，就一般不扣，说不过去。邓拓同志这个意见和国务院的规定有抵触。”中国医学科学院干部处处长李震附和说，下边群众反映教授不要再搞特殊了，大家都扣他们却不扣，又要翘尾巴。他们原来就思想不纯，一批判就去休养了，对他们过分照顾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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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参加市里座谈会的五家高校领导干部中，只有北医张思齐一人表示完全同意一般不扣的原则。市里感觉高校领导干部在此问题“思想上的抵触还很大”，难以做通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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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代表北大出席会议的赵国栋只好委婉地表示，对病休教授中有些专长的，只要多少能做一点工作的，就不算他病假发全薪，如汤用彤、张颐。但赵最后坚持住一点：至于完全不能工作的教授，就按办法扣，扣多少，可以酌情研究。赵表态说，这样对群众说得过去，执行了国务院的规定，对调动积极因素也有利。（见1959年6月23日市委大学部《人大、北大、农大、北医、医学研究院座谈病休教授扣减薪金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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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北大党委正式向市委报告：“初步考虑，汤用彤可以在家中指导他的儿子、哲学系教员汤一介学习中国佛学史、印度哲学和魏晋玄学，其原工资可以照发。”实际上汤一介1956年从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回北大哲学系，就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准备让他学习和继承父亲的专长。北大校方只不过由此为自己找到一个下台阶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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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减工资风波刚平息，到了年底正逢反右倾运动高潮之际，汤一介又因父亲之故作为运动重点遭到整肃。哲学系反右倾批判小组认为汤一介对父亲汤用彤的进步作了过高估计，竟认为父亲已经合乎党员条件，可以吸收入党，对父亲的资产阶级虚伪的“清高”“正直”的作风认识不清。最让批判者不能忍受的是，汤一介居然主张以汤用彤所专长的“魏晋时期哲学”作为北大哲学系的研究方向，甚至认为北大的历史、文学研究都应以这个时期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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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还强调，汤一介作为哲学系秘书，对待资产阶级教授有着严重的错误估计，称赞他们搞的哲学史既有材料又有观点，甚至让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贺麟在党的生日作《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报告会，实际是忽视资产阶级教授的阶级本质和崇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倾思想。在深入批判的过程中，有人还揭出汤一介有许多修正主义理论，如认为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将逐渐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为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矛盾则不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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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汤用彤与小孙子在院子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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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是蕴藏着杀机的。看上去是对着汤一介，实质上也像是对病中的汤用彤“隔空”批判，会议中不时有人提及未到会的汤用彤的学术问题，寥寥数语，说得刺耳。简报中是用这样言语来表述的：“会上列举事实具体分析汤用彤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本质。”汤一介实际上是代父受过，承揽病中父亲的重负。有人在会上甚至说了这样很重的话：“汤一介同志不是党在汤用彤家里的代表，而是汤用彤在党内的代言人。”（见市委大学部1959年12月1日《北大反右倾斗争思想工作细致深入，效果很好》）看到这样的批判阵势，三十出头、思想单纯的汤一介先生不知回家该如何面对卧病在床的老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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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缓慢地流逝，所有的斗争伤痛总是揭了又褪，褪了又揭，再留个时间慢性缓冲。1962年8月困难时期，官方强力动员非城市人口返乡，教授家的保姆成为动员对象之一。北大燕南园、燕东园两处教授58户中，就有37名保姆登记在案，其中来自农村的22名按市里规定要离开城市返回原籍。北大校方汇报说，老教授对保姆还乡多半未表示态度，少数人同意让走，但也有些人不同意她们走，汤用彤就是明显一例。汤的家中有两个保姆，其中一个保姆在汤家九年多，除了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还需照看幼小的孙子。还挂着副校长一职的汤用彤向北大恳切地提出，考虑到家中的需用，希望北大能破例为他家留下一个保姆。（见1962年8月1日大学部《情况简报》第76期《清华、北大老教师对保姆还乡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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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去世，这个企求是他晚年能提出的不多的意见之一，或许也是官方文件中留存他个人事务的最后一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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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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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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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南迁执教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了不少进步学生。1950年随北京大学土改团到陕西省长安县、江西省泰和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55年，由北京大学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64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后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西洋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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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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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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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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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955年，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内部评价中，哲学系知名教授贺麟算是一个有政治污点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人物。他的最明显的罪证是在20世纪40年代写过一本《当代中国哲学》，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因为书中称蒋的“力行哲学”为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并认定贺抗战期间与蒋匪直接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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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大党组织收集的材料称，1926年贺麟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即赴美国、德国留学，后一直在西南联大、北大任教职，一度获北大训导长一职，1943年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出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尤其被记上一笔的是，他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在文化剿共方面献策，受蒋介石八次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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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罪名在当时是不可获谅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分子、进步群众会为之“不齿”的，贺麟为此所受的围攻程度是剧烈的。早在1950年4月就因此被管制，直至1952年6月才被解除。有意思的是，贺麟保留了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50年代初期一直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过去的旧恩，更加重了群众愤恨的斗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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