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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今的哲学系教员支部材料中，有一份总结报告记载了双方交锋的片断场景，使后人有机会领略当年咄咄逼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扭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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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贺麟辩驳，问他如何解释杜威为战争贩子服务的事，他说：“那是杜威老了，糊涂了，受人包围之故。”我们问他：“你自己过去替蒋介石捧场，能不能说是受人包围？你为什么要把杜威说得比你自己好呢？”他呆了一会儿说：“不能这样说。”他最后承认：“我总觉得，凡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我们最好是将他说得好点，不要说得太坏了。杜威研究哲学几十年，是一个学者，我们总不能不尊重他。”（见1954年5月14日北大哲学系教员支部《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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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谓历史污点问题时常在学术会上被年轻党团员拿来问责，这往往使入迷哲学世界的贺麟被打了一闷棍，措手不及之时显得无力和卑微。他为杜威最后的辩诬，实际上也是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点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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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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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研室、民盟小组讨论时，贺麟可以坚持己见，一人与众人论战，他在不服输之时心里也会嘀咕：“是不是又要整我一下？”但他依旧保留自己的看法，求得大家的说服。可是学生们在听课之后，向他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指责他的讲课内容多有许多明显的错误，学生的举动反而让他害怕不已。学生在过去一两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思想小风暴，足以让老教员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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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哲学专家在人民大学讲授德国唯心主义课程，已印出部分讲稿，被教育口领导奉为“正本”。为保险起见，贺麟无奈地接受教研室领导的意见，干脆停课两星期，一切教学论点都按照苏联专家的提法重新修改。不管内心同意与否，只能照着苏联专家的提法在课堂上宣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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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问题解决了，贺麟的不情愿也是很明显的，他依旧承认自己在讲课时有些“小错误”，对基本见解仍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专程去了一趟中央党校，将讲课原稿送给党内资深理论家艾思奇阅看，艾认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比三年前他在中国哲学会座谈会上谈的是有很大进步的，但也指出一些缺点。贺麟迷惑了，也不知自己的看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情急之下，他提出愿意把他的看法对全系教师报告出来，让大家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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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员支部马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以“帮助提高”的名义，先将贺麟的讲稿油印发给全体教师，以大小会结合的形式，对讲稿评头论足。为了避免先前的过火和粗鲁，支部确定了一个教育程序：先指出贺麟之所以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是因为自己有黑格尔的包袱，然后再说他将学术与政治脱离，所以才会全面夸大黑格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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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党支部自认为对贺麟进行相当尖锐的思想批评，但批评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来操作的。党支部在总结报告中这样回顾到：“会场的气氛就不像对冯友兰批评时那样严肃紧张，而是比较轻松的。在贺麟家里开的小会，贺麟还准备了点心啤酒招待，‘坐而论道’。”（见1954年9月9日《哲学系支部对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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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支部欣喜的是，经过这么折腾，贺麟自认为对问题的看法有进步了，他甚至以这样的句式来阐述进步的程度：“原来对黑格尔哲学只能‘评价’，现在是可以‘批判’了。”一个顽固的信徒居然说道“批判”的字义，这让系教员支部有一种相当不错的成就感。贺麟还多次主动找到党支部，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要再继续下去，准备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法律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分别写论文，研究批判。而且翻译“黑格尔哲学史”的情绪也很高，翻译的目的也是提供批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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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烈、不留情面的前一时期对冯友兰等人思想斗争相比，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固执、沉闷的贺麟居然这样一小步就涉险过关了，而且他转型自然，在经意不经意间似乎就搭上党组织的思想主线。在以后几年哲学系党组织的内部评价中，贺麟基本上居于“中中”的位置，幸运的是他又较早离开北大这个斗争大旋涡，转到稍许安静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他对学术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持随遇而安的方法，比如1959年高层为缓和学术界的紧张气氛，有意借“五四”运动学术讨论名义来鼓励大跃进中挨批的学者们发言，贺麟第一天到会只是简单地观望，只是实地看到会议氛围平和，才在第二天主动要求发言。这一细节被记录到北京市委宣传部1959年7月10日上报给中央宣传部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所松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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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势汹涌的政治浪潮之下，对新政权的思想斗争方式没有切身体会，也没有及时的应对准备，对新型的意识形态只能迎合和适应，贺麟的惶恐不安是真切和必然的。哲学系支部曾经设想过几种斗争贺麟之后的结局，双方都没想到转机是如此简单和有效。这是思想改造运动进入尾声时的幸运之事，也是学校当局仓促收拾斗争残局的不由之举。在一旁静静观察的同系哲学家金岳霖此时也找到系党支部，表示也要以贺麟的方式，热心地准备做自己的“罗素哲学批判”工作，也想借此过思想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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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思想运动的开局总是一片肃杀，过程惨烈，结局却总是有令人料想不到的散淡、荒唐。但人与事触及灵魂深处，均有了根本之变，真正应了“物是人非”的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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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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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周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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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1924年保送美国芝加哥大学，192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深造。192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进行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研究。1947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至1981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后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席。20世纪80年代后任全国政协第五至第七届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1993年11月24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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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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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周培源：坚辞背后的酸辛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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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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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周培源教授出任北大教务长，没几年又担任副校长一职。关于周培源到底是否政治进步的问题，北大党委内部有两种意见，未能取得一致。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周过去是旧大学中最好的教务长之一，靠近党，肯提意见。另一些干部则觉得他很主观，不听意见，不钻研，不动脑筋，有事问他没有意见，我们做了他又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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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的张群玉举例说：上星期订完教学大纲，草拟的报告都是党员做的。周培源却说，党员早已一层层布置下去，自己对情况反而漆黑一团，没法提意见。周甚至颇为恼怒地表示：“到底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张群玉也生气地说，周培源一有意见，我们党员就弄得非常被动。（见1953年4月12日北大党委《党团员干部会议纪录贯彻知识分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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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隔阂在北大教学事务中几乎无处不在，强势的年轻党员干部想改造旧校园的面貌，动手能力强，又带有政治批判能力，自然容不得周培源按部就班的守成状态，时常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