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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说：“现在批判唯心论，可是把唯心论说得都是那么坏，这是不对的，不策略的。”他的解释：“要打倒敌人，总是要从敌人那里取得胜利品。现在你将它说得那么坏，就不能从它那里取得好的东西。”（1954年上半年他讲过：“你们将黑格尔说得那么坏，这是从‘右’面批判黑格尔；我是引你们去看黑格尔哲学这座宝殿，你看这么多珍珠宝贝，你来取吧。这是从‘左’面批判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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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论有什么好处呢？他说：“胡适无论如何，你总得承认他在几年内写了几百万字，这样精神总值得我们学习吧。”关于杜威，他说：“美国能有个杜威这样的哲学家，真了不起。如果没有杜威，美国的文明更可悲了。”“我只听过杜威的课，和他不熟。但我知道，美国的哲学家，无论同意或不同意他，都非常尊重他。”“斯大林说的：俄国人的理想，要加上美国人的实事精神就好了。美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一定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哲学、杜威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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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总意见是：“我总觉得唯心论的好处太多，所以我每次动笔写批判唯心论的文章，写来写去，就写不下去。因此怀疑，现在这样批评是不是有问题。”他还讲：“唯心论讲经验，我只能知道经验的东西，这不是实事求是吗？”同志们和他谈唯心论的危害时，他说：“唯心论有三种，一种是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论，那是好东西多得很呢（他又引马、恩的一些话说黑格尔是好的）；一种是实用主义，胡适的，那不好；还有第三种是教条主义的。”他在背后说：“这种教条主义的唯心论，汪子嵩他们比我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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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次延至深夜的漫谈中，曾多次重复这样的话：“我想不清楚，希望你们帮助我。”过后又会热切地补充一句：“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帮助我的。”其态度的诚恳、坦率给在场的旧日学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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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市高校党委动态简报第76期中，对贺麟的表述有一个较为集中的归纳：“贺麟教授说，‘杜威总比胡适高明。美国的求实精神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有关，而斯大林还说布尔什维克工作作风是俄国的革命胆略和美国求实精神的结合，你们不要把唯心论里好的东西否定了。’”这种观点颇让当政者恼火和无奈，视为贺麟落后、混乱思想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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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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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院系调整后两年来，北大哲学系曾举行过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讨论会，第一次是1953年上半年举行的冯友兰的“对过去学术工作的检讨”，第二次是1954年5月展开的郑昕的“康德哲学批判”。这两次讨论会准备仓促，与“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的激烈做法有些类似，因而“学术讨论的气氛比较弱，有些意见提得很猛很尖锐，冯友兰认为有些发言是对他的打击，一年多来对一些同志有点怀恨在心。”（见哲学系支部1954年9月9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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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两次存在显著缺点的情况下，第三次讨论会（即1954年6月、7月间举行的贺麟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就开得格外慎重，力求避免陷入前两次斗争粗鲁、相互不服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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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维护黑格尔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这种顽固的坚持甚至使批判者感到诧异。他坚持认为苏联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及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评价过低，与马、恩意见是不一致的。他说了这样“狂妄”的话：“我看黑格尔的书比他们（指苏联哲学家）多些，了解也比他们多些。”他一度所作的发言给人这样的印象：“你们不懂黑格尔，只有我懂。”在教研室讨论西方哲学史讲稿时，一些教员提出苏联专家是如何讲法时，他便说这些年轻人：“你们只会搬这几句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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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研室小会上，他有时会忍不住地说道：“现在批评的文章太简单化。现在有些人什么书都没有看过，只要有立场，就可以批评人，像我们念了许多书，说一句话都要受人批判。”他还不只一次说过这样不服气的话：“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别人引用就对了，我一引用就错了。”“一句话，别人说就对了，我说就错了。总是我立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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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真之时，甚至会从总体来驳斥、质疑对方：“中国过去哲学界受唯心论的影响不多，主要是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我怀疑现在为什么用唯物论来反对唯心论，而不用辩证法来反对形而上学。”他与别的旧式教授不同的是，擅长搬用马恩列斯的原话来证明他的理论，这次又拿出大段列宁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见1955年5月14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4期《北大哲学系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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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是，在凌厉的批判风潮中，贺麟还是把自己与系里的老同事、哲学教授金岳霖、冯友兰分开了，他所言的“中国哲学界”是实指金、冯二位，认为他们的学术观点是形而上学，而自己讲的是辩证法。但哲学系支部上报的材料中，把贺麟所涉及的辩证法的提法全部打上引号，不予以政治上的正面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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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两次主题批判活动的负面效果过大，对贺麟的批判如何展开、如何具备学术色彩？哲学系党组织确定了几条原则，就是会前酝酿要比较充分，对贺麟的思想动态要掌握比较充足，采取鼓励与批评相结合的讨论方式，等等。党支部竭力要减压，但在实际操作中气氛都会骤然上升。如在教研室讨论讲稿，很容易就形成一边倒的趋势，往往造成贺麟孤军奋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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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今的哲学系教员支部材料中，有一份总结报告记载了双方交锋的片断场景，使后人有机会领略当年咄咄逼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扭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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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贺麟辩驳，问他如何解释杜威为战争贩子服务的事，他说：“那是杜威老了，糊涂了，受人包围之故。”我们问他：“你自己过去替蒋介石捧场，能不能说是受人包围？你为什么要把杜威说得比你自己好呢？”他呆了一会儿说：“不能这样说。”他最后承认：“我总觉得，凡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我们最好是将他说得好点，不要说得太坏了。杜威研究哲学几十年，是一个学者，我们总不能不尊重他。”（见1954年5月14日北大哲学系教员支部《贺麟教授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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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谓历史污点问题时常在学术会上被年轻党团员拿来问责，这往往使入迷哲学世界的贺麟被打了一闷棍，措手不及之时显得无力和卑微。他为杜威最后的辩诬，实际上也是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点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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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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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研室、民盟小组讨论时，贺麟可以坚持己见，一人与众人论战，他在不服输之时心里也会嘀咕：“是不是又要整我一下？”但他依旧保留自己的看法，求得大家的说服。可是学生们在听课之后，向他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指责他的讲课内容多有许多明显的错误，学生的举动反而让他害怕不已。学生在过去一两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展现出的思想小风暴，足以让老教员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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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哲学专家在人民大学讲授德国唯心主义课程，已印出部分讲稿，被教育口领导奉为“正本”。为保险起见，贺麟无奈地接受教研室领导的意见，干脆停课两星期，一切教学论点都按照苏联专家的提法重新修改。不管内心同意与否，只能照着苏联专家的提法在课堂上宣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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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问题解决了，贺麟的不情愿也是很明显的，他依旧承认自己在讲课时有些“小错误”，对基本见解仍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专程去了一趟中央党校，将讲课原稿送给党内资深理论家艾思奇阅看，艾认为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比三年前他在中国哲学会座谈会上谈的是有很大进步的，但也指出一些缺点。贺麟迷惑了，也不知自己的看法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情急之下，他提出愿意把他的看法对全系教师报告出来，让大家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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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员支部马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以“帮助提高”的名义，先将贺麟的讲稿油印发给全体教师，以大小会结合的形式，对讲稿评头论足。为了避免先前的过火和粗鲁，支部确定了一个教育程序：先指出贺麟之所以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是因为自己有黑格尔的包袱，然后再说他将学术与政治脱离，所以才会全面夸大黑格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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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党支部自认为对贺麟进行相当尖锐的思想批评，但批评是通过学术讨论的方式来操作的。党支部在总结报告中这样回顾到：“会场的气氛就不像对冯友兰批评时那样严肃紧张，而是比较轻松的。在贺麟家里开的小会，贺麟还准备了点心啤酒招待，‘坐而论道’。”（见1954年9月9日《哲学系支部对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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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支部欣喜的是，经过这么折腾，贺麟自认为对问题的看法有进步了，他甚至以这样的句式来阐述进步的程度：“原来对黑格尔哲学只能‘评价’，现在是可以‘批判’了。”一个顽固的信徒居然说道“批判”的字义，这让系教员支部有一种相当不错的成就感。贺麟还多次主动找到党支部，说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要再继续下去，准备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法律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分别写论文，研究批判。而且翻译“黑格尔哲学史”的情绪也很高，翻译的目的也是提供批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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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激烈、不留情面的前一时期对冯友兰等人思想斗争相比，在压力不大的情况下，固执、沉闷的贺麟居然这样一小步就涉险过关了，而且他转型自然，在经意不经意间似乎就搭上党组织的思想主线。在以后几年哲学系党组织的内部评价中，贺麟基本上居于“中中”的位置，幸运的是他又较早离开北大这个斗争大旋涡，转到稍许安静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他对学术形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持随遇而安的方法，比如1959年高层为缓和学术界的紧张气氛，有意借“五四”运动学术讨论名义来鼓励大跃进中挨批的学者们发言，贺麟第一天到会只是简单地观望，只是实地看到会议氛围平和，才在第二天主动要求发言。这一细节被记录到北京市委宣传部1959年7月10日上报给中央宣传部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所松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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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势汹涌的政治浪潮之下，对新政权的思想斗争方式没有切身体会，也没有及时的应对准备，对新型的意识形态只能迎合和适应，贺麟的惶恐不安是真切和必然的。哲学系支部曾经设想过几种斗争贺麟之后的结局，双方都没想到转机是如此简单和有效。这是思想改造运动进入尾声时的幸运之事，也是学校当局仓促收拾斗争残局的不由之举。在一旁静静观察的同系哲学家金岳霖此时也找到系党支部，表示也要以贺麟的方式，热心地准备做自己的“罗素哲学批判”工作，也想借此过思想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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