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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周培源介意的是，1958年以后的学术批判问题很大，界限不清。他特别强调，尤其1960年搞学术批判过于急躁，老教授中没有一个人赞成的。他回忆说，当时和情绪不满的黄子卿教授谈心，聊到两人都很关注的溶液理论，他希望黄教授继续把这项重要研究坚持下去，但黄子卿气呼呼地说：“你算老几？党委支持，群众要搞试剂。”周培源由此感叹，党委号召，群众跟着走，知识分子有意见也就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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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让黄子卿搞溶液理论，党委竭力鼓励群众搞试剂，这也是最让周培源焦虑的事情之一。他说，1958年北大科学研究大跃进是有成绩的，但搞的是设备、试剂等技术性工作，没搞多少基础理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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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市委大学部派人来校调查，周培源再次谈及北大科研方面的得失，指出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将造成全校实验技术水平过低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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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在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没搞出多少成绩来，在基本理论研究中如何搞群众运动还没有成功的经验，还需要摸索。北大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实验技术水平太低，自然科学的研究就要求精密、准确，这方面要靠严格的训练，也要靠踏踏实实地多做工作。（见1962年2月9日大学部《情况简报》2期《北大周培源副校长对北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的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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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周培源在这个争议问题上已经屡屡报警，早在1961年7月，在教育部召集重点高校部分院校长、教务长和少数教授座谈全日制大学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的会议上，周培源提得最多的就是基本理论研究严重削弱的现象，但他说得比较委婉，角度适宜，没有那么刺激：“几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一批能讲课的讲师，可是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提高有困难，应当解放一批教师作为研究生培养。”（见1961年7月21日市委大学部《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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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内心里对学术批判是有很大抵触的，只是平时深藏不露，看到身边的多年好友挨斗，斗争目标也一度触及自己的理论研究，他做不到无动于衷。1962年形势缓和之时，他几次恼怒地提及当年大批判令人伤心的旧事：“如对量子力学的批判就很有问题，运用了一些哲学概念，并没有能把科学问题讲清楚。对热力学的批判伤了王竹溪，当时也搞到我教的流体力学，有同学找我，硬说有的理论与实践不符，是唯心的。这个运动有些地方，做得太急躁简单，甚至粗暴。例如要唐有祺在课堂检讨十五分钟。伤了一些人，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需要通过一些具体工作慢慢解决。”（见1962年2月9日大学部《情况简报》2期《北大周培源副校长对北大的领导体制和工作的一些意见》）批量子力学居然使用哲学概念，说流体力学是唯心，让赫赫有名的教授讲台检讨十五分钟，周培源的懊丧是很明显的。面对这种粗暴运动方式，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裂变、疯长而至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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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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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是学校里有名的“空中飞人”，常年承担繁重的出国任务。中共看重他在世界物理学界与力学界的学术威望，他十几年来在湍流理论方面的成就颇让国外同人赞赏，具备在国外从事学术交流与和平事业的优越条件。在党内议定的范围内，他是国内科技界政治可靠、名望相当、处置得体的头几号出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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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代表新中国的形象”这样严肃的政治托付，中共高层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迫使周培源频频地能够受邀出访，时间一长就让他苦不堪言。据市委大学部统计，截至1961年7月初，那一年周培源已出国三次：1月去印度出席新原子反应堆落成典礼，历时25天；3月，去印度出席和平理事会，会后又转去索菲亚出席世界科协编辑会议，历时23天。而7月26日又得去日本出席禁止氢武器大会，估计8月底才能回来。9月还将去瑞典参加世界科协会议。最恼人的还有，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与事后的总结汇报所花的时间还要超过在国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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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校外兼职高达16个，不少是虚职（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对外文协理事、中外友好协会理事等），有的却是实职，需要耽搁不少时间，譬如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需每月召开会议一次；任九三学社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每月都得到九三中央机关主持一至三次的学习会及办公会议；被选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平时工作不定期，但一有重要会议就得出席，如1961年4月内已参加过三周的全日工作会议。代表中国担任世界科协名誉秘书，也得每年出国参加会议一次，连准备与回国后的汇报，前后花费时间约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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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培源的行政工作及社会活动过多，学校也没有给他配备一个学术助手，研究工作很难开展。让周刺激的是，近些年苏联以概率论为工具进行湍流理论的研究，进展甚快，他对这些新成果掌握得也不够多，有落伍之势。因此在1961年8月周培源萌生强烈的研究冲动，正式向校党委写了报告，要求减少兼职和社会活动，从北大附中调回他原来的助手是勋刚，开始新一轮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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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周培源焦急找到校党委，说最近中国科协拟成立国际活动委员会，据闻已内定由他出面主持。周坚决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再接受，请学校党委出面阻拦。（见1961年8月24日北大党委《关于适当减少周培源同志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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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培源向党委写的正式报告中，明确要求辞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小组召集人、物理学报编辑委员和力学学会党内领导小组副召集人等职务，不再接受中国科协邀请他担任的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希望政协双周座谈会每月参加一次（现每两周一次）、参加九三学社会议每周不超过二次、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每月去一次。其他外宾招待及宴会，每月参加一次。北大党委同意周的意见，并上报市委拟请帮助解决。（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周培源的专长和对他的安排使用》）北大党委称，周培源的校外职务，均属中央或中央各主管部门所安排的，因此请市委转报中央考虑。党委预计，经过这样调整后，周的校外活动时间每周至少还需占用一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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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接到北大党委报告后，认为对减少周培源的校外职务提得不具体，所提的多是减少活动，还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问题，希望北大再加研究，提出其减少校外职务的具体意见。为此，北大党委再次向周培源征求意见，他在衡量之后，于1961年10月15日致函党委，要求辞去下列九个职务：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九三学社组织部部长、对外文协理事、中非友协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中国力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及副召集人、力学学报编辑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见1961年10月18日北大党委《关于再次减少周培源副校长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报告打印件上方用红笔批道：可将报告转上述领导机关（指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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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1961年10月7日来函，同意北大党委提出的调整意见，即周可以辞去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职务；政协双周座谈会不一定每次都参加，由周自行决定；九三学社工作每周不超过两次。这只是从统战方面传来的确切消息，而中宣部、国家科委迟迟未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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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在兼职方面如此忙碌和辛劳，别人还以为他享尽无上的政治荣耀和良好待遇，但他多年的心力交瘁，他的难言苦衷确是外人所难以体验的，他坚辞兼职的背后蕴藏了自己道不尽的酸辛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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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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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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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福建省福州市人。1902年1月19日出生于北京。1919年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22年留学美国，1928年获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1929年后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青岛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授及教务长，1945年再赴美国，任密歇根大学研究员。1950年归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石油学院教授，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6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9年9月7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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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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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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