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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是学校里有名的“空中飞人”，常年承担繁重的出国任务。中共看重他在世界物理学界与力学界的学术威望，他十几年来在湍流理论方面的成就颇让国外同人赞赏，具备在国外从事学术交流与和平事业的优越条件。在党内议定的范围内，他是国内科技界政治可靠、名望相当、处置得体的头几号出国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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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代表新中国的形象”这样严肃的政治托付，中共高层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迫使周培源频频地能够受邀出访，时间一长就让他苦不堪言。据市委大学部统计，截至1961年7月初，那一年周培源已出国三次：1月去印度出席新原子反应堆落成典礼，历时25天；3月，去印度出席和平理事会，会后又转去索菲亚出席世界科协编辑会议，历时23天。而7月26日又得去日本出席禁止氢武器大会，估计8月底才能回来。9月还将去瑞典参加世界科协会议。最恼人的还有，每次出国前的准备工作与事后的总结汇报所花的时间还要超过在国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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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校外兼职高达16个，不少是虚职（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对外文协理事、中外友好协会理事等），有的却是实职，需要耽搁不少时间，譬如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需每月召开会议一次；任九三学社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每月都得到九三中央机关主持一至三次的学习会及办公会议；被选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平时工作不定期，但一有重要会议就得出席，如1961年4月内已参加过三周的全日工作会议。代表中国担任世界科协名誉秘书，也得每年出国参加会议一次，连准备与回国后的汇报，前后花费时间约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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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培源的行政工作及社会活动过多，学校也没有给他配备一个学术助手，研究工作很难开展。让周刺激的是，近些年苏联以概率论为工具进行湍流理论的研究，进展甚快，他对这些新成果掌握得也不够多，有落伍之势。因此在1961年8月周培源萌生强烈的研究冲动，正式向校党委写了报告，要求减少兼职和社会活动，从北大附中调回他原来的助手是勋刚，开始新一轮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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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周培源焦急找到校党委，说最近中国科协拟成立国际活动委员会，据闻已内定由他出面主持。周坚决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在不能再接受，请学校党委出面阻拦。（见1961年8月24日北大党委《关于适当减少周培源同志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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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培源向党委写的正式报告中，明确要求辞去全国政协文教组第三小组召集人、物理学报编辑委员和力学学会党内领导小组副召集人等职务，不再接受中国科协邀请他担任的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希望政协双周座谈会每月参加一次（现每两周一次）、参加九三学社会议每周不超过二次、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每月去一次。其他外宾招待及宴会，每月参加一次。北大党委同意周的意见，并上报市委拟请帮助解决。（见1961年8月市委大学部《周培源的专长和对他的安排使用》）北大党委称，周培源的校外职务，均属中央或中央各主管部门所安排的，因此请市委转报中央考虑。党委预计，经过这样调整后，周的校外活动时间每周至少还需占用一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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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接到北大党委报告后，认为对减少周培源的校外职务提得不具体，所提的多是减少活动，还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问题，希望北大再加研究，提出其减少校外职务的具体意见。为此，北大党委再次向周培源征求意见，他在衡量之后，于1961年10月15日致函党委，要求辞去下列九个职务：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九三学社组织部部长、对外文协理事、中非友协理事、中国物理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物理学报编辑委员、中国力学会党领导小组成员及副召集人、力学学报编辑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见1961年10月18日北大党委《关于再次减少周培源副校长校外职务的请示报告》）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报告打印件上方用红笔批道：可将报告转上述领导机关（指中宣部、统战部、国家科委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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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1961年10月7日来函，同意北大党委提出的调整意见，即周可以辞去政协文教组第三组召集人职务；政协双周座谈会不一定每次都参加，由周自行决定；九三学社工作每周不超过两次。这只是从统战方面传来的确切消息，而中宣部、国家科委迟迟未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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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在兼职方面如此忙碌和辛劳，别人还以为他享尽无上的政治荣耀和良好待遇，但他多年的心力交瘁，他的难言苦衷确是外人所难以体验的，他坚辞兼职的背后蕴藏了自己道不尽的酸辛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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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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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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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福建省福州市人。1902年1月19日出生于北京。1919年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22年留学美国，1928年获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1929年后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青岛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授及教务长，1945年再赴美国，任密歇根大学研究员。1950年归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石油学院教授，1954年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62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9年9月7日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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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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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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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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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知名化学专家，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胶体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委会委员。他原本不爱涉及政治事务，出于直率、认真的性格，或深或浅、缓慢地卷入历次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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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组织50年代初期对他的判断是，他长期受教会学校及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爱国心和事业心较强，在科学上想做出一番成就。1949年在美国看到解放军炮击英国舰艇“紫石英”号的消息，认为是替他出了“几十年的气”，这成了他急于回国的理由之一。回来后依照浸染的西方政治生活习惯，没有一味唱赞歌，对党和政府诸多政策多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一度提出“政府要看百年”。1952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深受触动，表现出进步的倾向，曾被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典型到其他学校作过报告。北大党委据此认为他有所转变，但思想深处还是多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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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整风鸣放时傅鹰被诱导爆发出来，他的言论是较为激烈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事例生动，颇具感性色彩，因而感染了不少业界内外人士，成了当时发言精彩到位而引起共鸣的北大名教授。反右开始后，北大党组织认定鸣放初期他“讲了许多对党极为尖刻愤懑的话”，并有意剔除上下文的关联，挑出几个激烈的句子作为傅鹰的典型言论，如“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差不多”、“党团员像特务”等。化学系总支甚至悄悄地找出1955年他发表的旧作《高等学校化学研究的三部曲》，认为傅在文章中公开攻击党没有拿过试管，不能领导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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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斗争凶猛展开后，中共高层内部出于平衡、怀柔的战术考虑，希望划一个左右分割的粗线或踩踏中间线。不知何故，傅鹰骤然成了一个鲜明的风向标，他被钦定为“中右标兵”，据说是毛泽东过问此事。按中央的说法，划右派标准以傅鹰的言论为标线，超过傅的言论程度就是右派分子。从全国范围后来的实际效果看，“中右标兵”只能是一个虚幌，很多政治言论比傅轻、只对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照样被打成右派，只是傅因此侥幸逃过戴“右派帽”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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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内情，就是在反右开始之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曾特意私下找他谈话，有所劝阻，具体内容不详。谈话后傅鹰激烈的态度大大收敛，后来应邀参加了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大会，并作过一次发言。他还被安排为一年级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党的领导问题》的讲话，有意让他说了一些好话。市委方面认为在反右、“双反”运动以来，总的说来傅鹰对党的领导及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是跟着党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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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所在的化学系党总支却在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始终认为傅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早在1957年底中央已确定傅为“中右标兵”，化学系部分总支委员还坚持认定傅就是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1958年“双反”运动中对傅的批判全面升级，批他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有许多怀疑和抵触，改造的要求比较差。傅鹰开始只肯承认教学、科研工作中存在一般性的错误思想，拒不检讨政治上的错误，还倔强地表示“要白就白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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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总支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了傅的全部“反动和错误的言行”，要求组织讨论和批判。总支最厉害的一招棋是，争取过去和他一起的几个“思想同样反动”的教授起来揭发，一次一次地在谈心会上反复“摆事实”，导致傅碍于情面，疲于应付，最终理屈词穷。本来与傅鹰同被视为没有戴帽子的“准右派”分子邢其毅教授，在压迫之下只能反戈一击，揭发不少傅鹰私下谈论的言行。在卸掉所谓的“思想包袱”之后，邢其毅如释重负，获得了难得的内心轻松，不由在会上感慨而道：“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像共产党这样关怀知识分子。”傅鹰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只是几次简单陈述：“这次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语气中多少有几分无奈和消沉。1958年5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在所刊发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著名文章中，激扬地描述了傅鹰的转变过程：“傅鹰为党的耐心帮助所感动，举起了降旗，‘向真理投降’。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见1958年6月《北京工作》第2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