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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这样旧观点的人看来，两面派就是人格成问题的人，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反革命。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我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我找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我去看同学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我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我想是“保密”也就算了。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干部向常委会说的话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看成两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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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我就不想再管了，否则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丢了国家机密，就一定先要怀疑我。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把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和党的看法混在一起，但这件事对于我仍是很不愉快的。（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5月29日《傅鹰与中央统战部于刚同志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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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恶意说成“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躲躲闪闪地回答，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地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指夫人）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时，傅鹰情绪激动厉害，不得不沉默几分钟。于刚见此状就安慰道：“这样谈一谈心很好，可见上次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傅鹰说：“这些问题也不好在那么多人的场合去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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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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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间，教研室支部在未和傅鹰商量的情况下，就生硬地调走他的研究生，停止由傅指导进行的“吸附”研究。傅知道后情绪大变，他后来形容自己像死了孩子一样的伤心。这两位调走的研究生为周乃扶、廖世健，均是他花了很大力气培养的，是他研究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系里开始不断接到反映，说傅鹰心情绝望，流露了自杀的念头。到了当年9月，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出面找傅谈话，答应恢复他对“吸附”的研究，他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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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4月7日傅鹰参加全国政协小组会后，心情难得舒适，回家后与夫人张锦教授闲聊，回忆了当年精神困顿的景象，感慨地说：“周总理讲了，要以国事为重，加强团结。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我敢说有些青年党员不如我以国家事业为重，他们不按政策办事，这几年我对他们完全消除了政治自卑感。”（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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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北京市高校开始提劳逸结合之事，政治及教学改革运动的强度明显见缓，以减轻贫乏的经济生活的外在压力。傅鹰仍保持对教学高水平的要求，上课依然严谨认真。团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当年11月上报《北大、师大等校学生的学习情况》的报告，其中提道：“北大化学系傅鹰给胶化专业五、六年级二十多人教热力学，不作系统讲授，每上一大节课就指定学生自习一章（开学六周，已学八章），事先做好习题，上课时到黑板做习题，傅鹰说，‘要让你们出汗’。”这样强度的教学也让部分学生显示跟不上的窘困，班级团支书、党员基础学得差，压力最大。傅鹰等教员认为，这批学生基础理论课学得不好，演算和实验的基础训练差，上课吃力，做习题费时，做实验很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傅鹰还是不弃不厌，仍然保持做教员的本分和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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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逢斗争时机，系总支始终没有放松对傅及其旧教授的批判力度，1961年抽空在化学系12名教授副教授中对五人进行重点批判，同时牵涉到的20名青年教师也被陪绑挨斗。总支开会布置时一直表露这样一个牢固的整体思路，就是认为化学系反右斗争搞得不透，想在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中补课，首要批倒的就是顽固不化的“中右标兵”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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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傅鹰问题的敏感性，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几次明令，对傅鹰进行批判及其教学、科研工作的安排均需得到批准，然而系总支却设法绕过上级，不加请示。一个基层党总支能够这么持久地批判中央早已指定的标杆人物，在1960年春、夏间政治经济形势吃紧之下显得不合时宜，惹得中宣部、华北局宣传部、中央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系里调查，并有所批评。1961年8月26日市委大学部在一份《关于团结、改造、使用老教师的调查材料》中，直接点名批评北大化学系：“严重地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和老教师的关系比较紧张，问题最突出。”北大党委在一份自查报告中也承认：“检查出化学系在工作中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1960年春发生了对党外教师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严重地损害党的威信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化学系的党组织脱离了群众，使系里的工作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60年4月底以后，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虽然基本上停止下来了，但是干部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纠正，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没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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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委认为，傅鹰是中央1957年确定的中右标兵，但化学系总支在将近四年时间一直对傅采取斗争的措施，实际上施行了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违反了中央的这一指示。戴了“反中央”的帽子后，系总支无奈之下重新给傅鹰配备了助手，又得安排他的教学科研任务，市委大学部甚至表态要直接越级帮助化学系总支制订一个团结、改造傅鹰的工作计划。1961年12月21日大学部制订一个内部条例，有针对性地列入一条：“（对师生进行重点批判）斗争的决定权必须集中在学校党委，总支和支部都不能决定。”系总支对上级种种限制、批评口服心不服，校党委要求系里起草对傅鹰的工作计划，系总支书记王孝庭还坚持说：“傅鹰比中右还坏。”“实质是未戴帽的右派。”在一份系里传看的内部总结中赫然引用毛泽东一则批示的语意，依然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前来调查的大学部人士感叹而道，这代表了化学系总支固有的斗争思路，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松懈，哪怕是处于民生困难、亟须缓和的特殊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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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14日市委大学部借市委党校礼堂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做几年工作回顾总结，谈及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时，举了傅鹰的例子：“北大化学系对傅鹰的工作毛病较大，撤销他的教研室主任……他原是中右标兵，‘双反’批评后写了《向真理投降》，以后他没有再发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他）牢骚很多，表明工作没做好。”从傅鹰、北大化学系引申开来，宋硕承认，基层对教授的打击面过宽，有的单位高达三成，对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多数是失败的。他说：“毛病在于党委、总支管得过多、过死，不该管的也管了，干涉了一些不该干涉的事情。明明别人交心谈的就批判，还要让人交心再批判。这几年问题多的是，斗争多，团结少，关系相当紧张。”（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宋硕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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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硕的批评是有来由的，也糅杂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1960年4月底，北大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停止下来，但是化学系总支依然借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的活动悄悄地进行所谓“补课”，掀起新一轮的过火斗争。系总支负责人曾在全系党员会上表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向党进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一定向党进攻，革命愈来愈深入，思想革命对象愈来愈多，应当开展斗争，清算历次运动中未解决的问题。对于有问题的教授、青年教师，号召全系“挤他们的材料”，因为革命一深入到学术领域，他们必然有反抗的言行。有一次十几个学生开会围攻邢其毅教授，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半，逼邢交代“对抗学术革命”的“罪行”。据市委大学部夏瑜1962年4月初写的报告称：“此次在化学系进行甄别工作的对象有31人，解疙瘩的有20人左右，总计50多人，约占全系教师的四分之一。”（见《北大党外教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近四分之一的教师沦为“批判对象”，可见化学系总支的横扫面之广、斗争气魄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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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他在大小会上轮番接受群众的责问。后来系总支做了一个书面总结，坚定认为这些批判收效甚大，彻底揭穿傅鹰所谓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多年思想拉锯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哭笑不得的“思想结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曾经是那么真切而痛楚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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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三四月间，北京市委大学部曾经多次讨论了四年来的存在问题、工作教训，初步拟定了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总结草稿，其中对系总支权力过大的现象表示担忧，认为这些年来不少系总支、支部发生了一些分散主义的错误，往往不经上级党委批准就擅自批判教师和学生，改变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讨论教学、行政的具体工作过多过细，陷入过多的行政事务和会议活动，使行政一条线有时形同虚设，使得学校、系的非党行政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坐了冷板凳。总结草稿中写道：“现在看来，宣布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的制度对工作是不利的，应该坚决按照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规定改为系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教师党支部对教研室的工作只起保证作用。”让系总支退居工作幕后，限制他们“一竿子到底”的强势组织权力，这导致不少高校系总支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从事后效果看，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博弈，借着毛泽东1962年夏天大谈阶级斗争之风，各校系总支仍旧恢复了“思想领导、行政把关”的权势，而且今后三四年愈加强化，直至“文革”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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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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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6月22日，有时爱走极端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集北大党政负责人陆平、周培源前来谈话，会见过程中突然提议傅鹰为北大副校长，要学校党委酝酿讨论。这项预设的人事安排引来北大党组织的一片异议、反对声音，更多的是党内的一串串不解。因为傅鹰早已在校内被人为地塑造成“负面教授”、“反面标本”，怎么可能一步轻易地登上校级领导岗位？6月25日勉强召开北大党委书记、副书记会议，在极小范围内“酝酿”，又拖延了十多天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该任命事项。7月7日以北大党委名义上报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北京市委，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7月5日在党委会议上进行酝酿讨论，同意傅鹰担任我校副校长职务，特此报告。”字句如此简易，内中多少透着一些无奈和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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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在两三个月内无下文，看出其间的各方纠结之深处理之难。10月14日北大党委又上报一份名为《关于拟请提升两位党外副校长的请示报告》，理由为：“为了加强我校文理各系教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北大党委明显耍弄一个花招，就是一次提了三位党外教授，从中挑选两位，其意是借此手脚搞掉傅鹰。他们用了这样的文句来表述隐晦的心机：“理科方面，我们提议由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或黄子卿（北大化学系教授）二人中考虑一人，文科方面，我们提议提升魏建功（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为副校长。”让傅鹰与同是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对决”，这就存有傅鹰“落选”的变数。北大在上报黄子卿的简历材料中特意强调：“黄是物理化学界的老前辈，在化学界有较高的威望，目前他是我国溶液理论方面第一位的专家……他对三面红旗总的说来是拥护的，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有什么问题，能主动找党组织商量，为人心直，待人诚恳，在中间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在上报傅鹰的材料中也指出傅为第一流胶体化学专家，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经过“双反”运动有较显著进步。但在材料结尾处极其鲜明地写道：“他狂妄自大，说话尖酸刻薄，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很差。”寥寥几句隐藏其间，不加掩饰地点出傅鹰的“尖锐性“和“反面性”，与黄子卿“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的评价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悄声地写给陆定一等领导看的，制造傅鹰“不能被群众接受”的台面上理由。这是北大校方为了拿下傅鹰所做的“最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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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是一位固执、率性、复杂的领导人物，有时表态就是要显示一言九鼎的威力和无比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为北大的小动作所迷惑、左右。他与相关领导最终排除了黄子卿，执意选定傅鹰，同时也认可北大自己提名的魏建功，另外又提议增加物理系教授王竹溪为副校长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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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党内上下折腾、博弈这么久，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上任也只是单一的统战意义，其职责明显是象征、边缘和虚拟的。北大党委向上级汇报时还谈及新任副校长上任后的积极状态：“最近几位新任副校长到职以后，分工领导各系，已分别到各系了解情况。每周召开校长办公会议一次，研究解决行政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傅鹰、魏建功、王竹溪表现都很积极，肯提意见。”（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期）这种“拉郞配”的新官上任纯属表演性质，新官们也心知肚明地适应了这种摆设的作用。但上任后傅鹰的言论激烈似乎不减当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这几年搞运动的成绩和损失不成比例，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一是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完，北大、石油学院的家当都败完了，损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亿为单位计；二是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影响到下一代；三是在校几十万大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得的培养，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四是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对党员起码的要求应是对党忠诚，但很多年青党员不是这样。”这种刺耳的内容当是主事者不愿多听的，明显没有人在会场大胆接茬，也无人愿意此时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简报里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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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0日北大党委邀请几位副校长座谈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而难言的麻烦问题。傅鹰没讲多少客套语，一上来就当面批评党委：“三年来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与中央的期望大大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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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说话就爱举例，举的例子多是学校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直指校委会、系委会留存的弊端，带有明显的刺人味道，党委诸位还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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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我们对中央政策体会得很不够。在系里政治学习收获不大，大家坐在一起先相对无言，然后总支书记发言，大家揣摩风往哪里刮也跟着刮。许多人心里有几篇草稿，看书记怎么说，就拿出那一篇来。这样不一定能体会到中央政策，甚至体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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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业务问题党委也应抓，凡是重大的问题党委就得抓，如我校理科六年制培养出的学生应是什么规格？如和五年制一样，为什么比人家慢？产品规格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党委抓，否则各系、各教研室就可以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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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校委会的缺点是“会而不议”，往往拿着油印文件念上一念，字句上改动改动就算了。五年制改六年制，许多人不知道，糊里糊涂就改了。搬家是大事，也只宣布了一下。这些事校委会应知道而且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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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委会也是“会而不议”，大家以为总支书记就代表党，他一说话就不得不同意，因此不能集思广益。其实有人对一件事的办法不赞成，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不赞成，一引申就变成不得了的事，弄得人不敢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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