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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他们很快就成了运动的反面角色，收集材料多半带着“看笑话”的成分。已升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吕恒甲在市委教育会议上非常完整地描述了蔡旭灌浆的故事，抓住一点失误，刻意突出了资产阶级教授“愚蠢”、“可笑”的特征，赢得与会者的一阵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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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教师只知道书本上的教条，实际生产经验非常贫乏，只会讲理论，不会实际操作。今年学校号召教师自己种试验田，指导同学的勤工俭学农场生产，出了不少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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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系主任蔡旭种了二亩小麦丰产田，在六月初正值小麦灌浆之际，需要浇硫酸铵和过磷酸石灰的混合液，蔡旭教授让助教浇灌20％的浓度，助教当即提出是否太浓了，蔡说：“没有问题，苏联有这样做的。”助教仍感到太浓，用14％浇了，结果三天后很多麦子枯死，有的麦穗上出现硫铵的结晶。后来赶快灌水补救，但仍然造成减产10％至20%。事后助教问蔡旭有什么根据，蔡旭即找出一本苏联书来，但书上写的是在一公顷土地上喷二十斤硫铵，而且是用飞机喷洒的。这些非常重要的条件都被忽略掉了，最后蔡旭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搞错了。（见1958年8月6日市委编印《北京工作》第2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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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恒甲还说，以蔡旭为代表的农学系教师实际没有生产经验，只会讲理论，不会农业栽培耕作上的一些基本操作，如平整土地、开沟、播种等，要农场工人来教。同学请教先生如何追肥，教师自己也不懂。有些教师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是缺乏的。如因为讲义印错了，栽培教研组讲师廉平湖告诉同学棉花应该10月打顶，实际上每个农民都知道是8月打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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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挖苦、嘲讽还只是轻微程度的言行，更惨烈的是大动炮火、伤筋动骨的批判阵势。大跃进之后的四年里，农业大学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在全校55名教授中共批判了33人，蔡旭是首当其冲、被人攻击最凶的批判对象。校方还毫无根据地追查所谓“盘踞在农经系的反动集团”，开大会进行了斗争。党组织可以给他们随意戴上“帝国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等政治帽子，动辄就开全校师生大会进行专题揭发，还以画漫画、演活报剧等形式极尽丑化之能事。同时把师生大部下放到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接受劳动锻炼，彻底改造思想和教学体系。学校党委借此审查过去全部的教科书和讲义，发动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有经验的农民出任顾问。此举有意割绝教授们与过去的学术联系，了断他们旧的学术心思，逼使他们在险恶的农村环境中“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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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学全校师生集体下放农村是毛泽东的意图，由康生竭力促成的。下放点除了稍近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外，还有青海、宁夏、内蒙古艰苦的边远地区，整个教学环境变得杂乱和恶劣。下放三个月后，农业大学党委给毛泽东、康生写信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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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劳动的思想已经普遍在生长，业务上也感到有可学习。耕作学教授孙渠（左）、土壤学教授叶和才（左）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记在小本上的东西比学生还多。植物病教授裘维蕃（中左），在自我检查时说：“过去对生活享受贪得无厌，养尊处优而不以为耻，是十足的剥削阶级思想。”棉花栽培副教授马藩之（中中）在徐水参加大寺各庄的棉花丰产排，他说：“从卫星田更体会到一切是劳动创造的。”又说：“我们思想上若不能向农民看齐，就很难在工作中做出成绩。”玉米教授李竞雄（时而中中时而中右）下放前在学校里搞的一亩玉米丰产田只收到八百斤，在寿张参加了卫星田劳动后说：“我们在学校放不出卫星主要是被书本上的旧东西束缚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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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感到这次下乡是一生生活与工作的转折点，深深感谢主席给他们安排这个伟大的课堂。储安平的女儿储望瑞，过去对父亲划为右派心里很不服气，认为她父亲是“好人说坏话”，这次下放青海，亲身参加草原上对头人的诉苦斗争，看到喇嘛庙里的人头人骨，看到广大牧民翻身把共产党看成救命恩人，才真正认识到“党天下”是最反动的敌人才说的话。（见1958年12月8日《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关于下放工作向中央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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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人数众多的大教授表示臣服、自污的态度，连储安平的女儿都说父亲的“党天下”是“最反动的敌人才说的话”，这样的形势反映会让高层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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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学校党委规定，改造不好还要留下继续劳动改造，教授们生怕搞不好会延长锻炼时间，多有恐惧般的担忧。在下放教师中又散出“中国科学院不要老专家”的传言，大家对自己的前途刹那间感到摸不着底，又不好在人多场合议论，所以教授们多半比较沉默，说话谨慎。校党委报告称，“他们怕拔白旗，怕说错做错被‘辩一下’，怕我们不要他们，心里七上八下。”蔡旭所在的农学专业教师处境最为糟糕，频繁地被树为反面典型，被农民、学生屡屡“将军”，在农村折腾许久心境溃乱。有一位教师统计说，他们已听农民讲课49次，像学生一样边听边做笔记。他们的专业学识已经在乡村被数落，仅剩下的学术尊严也荡然无存，几近废人，更担心一年后回校仍然教不了学生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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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陷入思想挣扎的泥淖，而学校则愈发落入低劣、粗糙的教学环境。由于参加政治劳动运动过多，学生学习时间过少，考试制度松弛，教学质量一泻千里，不堪收拾。学校最后只在意于毕业生对活的生产知识、田间操作熟练与否？校方甚至提出一个简单的毕业标准：“一般毕业生掌握两三种主要作物丰产的理论和实际经验，初步学会了根据天、地、苗的情况决定栽培措施的本领，出去搞生产不胆怯。”（见1961年8月《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今年毕业生和解放以来历届毕业生质量的比较》）校党委负责人爱说：“书本知识少了一些，但活的生产知识大大增加了。”并几次引用学生的话加以强调：“读书不如去种地，种地是又红又专、多快好省的道路。”只是让学生在简单的耕作栽培方面不胆怯，这让一生重视基础学问的蔡旭万分悲凉，只能长久默然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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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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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后期，整个农业大学人人自危，气氛异常压抑。1958年12月8日农业大学党委就下放工作向中央汇报，最后一段也承认了学校局势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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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尖锐斗争已有一年多，他们现在心里的话深藏不露，情绪被动，顾虑很多，和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根据市委指示，目前我们对这场斗争在策略上“松一松”，在缓和的空气下让他们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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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斗争绷紧的时节，学校想有意制造“缓和”空气，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北京市高校党委1959年4月召开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与会者归纳认为，现在各高校老教师“是惊弓之鸟，只看风头讲话”。有人举例说：“蔡旭研究防止小麦倒伏实验，害怕青年人在他做错以后批判他，宁肯自己单干。”（见1959年4月20日高校党委办公室《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从这个细节可以体会出蔡旭的防范和冷峻，也可看出他内心的深深恐惧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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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学校党委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还是知晓的，在1961年也承认了多年政治运动和下放工作对教学的负面影响：“1959年和今年（指1961年）毕业生，各种运动多，学生学习时间较少，遇到整风反右，没有认真考试，实验训练不够严格，教学实习也有放松。”（见1961年8月《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今年毕业生和解放以来历届毕业生质量的比较》）1961年走极端之时，学校还开了耕作栽培专题，专门请农民劳模讲学，花费一百多个小时。这种教学方式只赶了一阵热潮，很快又在上级的纠偏之下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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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形势见缓，高层领导力求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处理以往不快之事。市委大学部开会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首先谈到的就是批判过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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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和有关学校的党委对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缺少具体的领导和严格的控制，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批判的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对于某些有错误的学术思想的人不适当地扣了“反动”、“白旗”等政治帽子；某些人的学术成就有一概否定的倾向。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说服力不强，有的对学术上的是非也武断地作了结论，妨碍了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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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是对的，但是不少同志强调了生产劳动，对书本知识有些忽视。有的学校甚至把学生的培养目标说成是“普通劳动者”，批判学生想当专家，使得有些学生认为既然大学毕业后只要求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红色专家，那就不必钻研科学了。这种片面性，使师生的积极性、读书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给教学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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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时，往往没有经过认真的学术研究，甚至没有弄清问题所在，就简单地提到世界观甚至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批判，贴了一些标签，个别学校还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批判报告，登了批判文章，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有的学校甚至对每一门重要的课程都要重新提一个以什么为纲，使得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一度降低了。（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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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部在总结中指出农业大学、医科院等几所左倾严重的高校在“拔白旗”运动中，对教师继续进行激烈的批判斗争是不适当的，势必混淆两类矛盾，混淆学术和政治的错误，实际的结果也是给一些人戴的政治帽子大了，对一些人的学术成就一概否定，批判的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以致伤害了一部分中间分子和个别左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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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蔡旭这样对大跃进的做法持异议的教授，大学部此时也表示：“现在看来，当时这些人更多的是跟不上形势、对三面红旗和党的教育方针有怀疑和动摇，但还不是向党进攻，因此只应该对他们进行和风细雨的正面的教育，而不是应该进行重点批判。”大学部认为蔡旭他们所提的意见中有的还是正确的、合理的，如批评以教学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够、基础课过分强调联系生产实际等。有些人对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意见，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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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部承认，1958年的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我们和许多学校安排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过多，挤掉了不少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同时有些学校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有所降低。理工农医科许多基础课少学了或学得不好，基础课的习题和实验比较普遍地削弱了；文科历史课程的古代史部分一般都削弱了；各类学校对学生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不够，学生的语文程度仍旧比较低。（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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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部反省再三，此时大胆提出一条工作原则：“在自然科学中，一般不要开展学术批判运动。”这只是一时宽慰般地说说而已，也没有任何高层人士敢于公开确认。到了1963年又紧锣密鼓地抓阶级斗争，稍许宽松的学校环境又拧上斗争之弦，蔡旭头顶的那把斗争利剑就始终高悬在上，没有松动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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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文时，笔者特意去北京市档案馆调出1962年北京市人大会议的录音带，难得地听到当年蔡旭教授的发言原声。时间过去50年，他的带有江浙的口音特别清晰，讲得缓慢而有激情。他似乎把市人大会议当作教堂，细细讲解优良品种推广的优势，讲到一个品种是“经过人工方法创造出来，有很多优点，枝干硬，不容易倒，可以抗若干种病害”。他说：“利用优良品种，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一个好办法。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同样肥料，利用优良品种增加产量，优势明显。”他还如实讲到现有品种的四个缺点和克服的办法，譬如有的品种改变本来面貌，抗病的变成不抗病的；有的优良品种不适应干旱的地方，不适应有特殊耐性的盐碱地，甚至比当地的品种还差。当地优良品种是我们劳动人民多少年创造的，在当地条件下局部地区产量比较高，需要把当地优良品种保留下来，充分利用；1956年以后病害发生改变，使我们正在推广优良品种也产生变化，耐病性差，使产量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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