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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学校党委对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还是知晓的，在1961年也承认了多年政治运动和下放工作对教学的负面影响：“1959年和今年（指1961年）毕业生，各种运动多，学生学习时间较少，遇到整风反右，没有认真考试，实验训练不够严格，教学实习也有放松。”（见1961年8月《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今年毕业生和解放以来历届毕业生质量的比较》）1961年走极端之时，学校还开了耕作栽培专题，专门请农民劳模讲学，花费一百多个小时。这种教学方式只赶了一阵热潮，很快又在上级的纠偏之下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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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形势见缓，高层领导力求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处理以往不快之事。市委大学部开会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首先谈到的就是批判过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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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和有关学校的党委对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缺少具体的领导和严格的控制，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批判的对象过多，对于左、中、右缺少区别对待；对于某些有错误的学术思想的人不适当地扣了“反动”、“白旗”等政治帽子；某些人的学术成就有一概否定的倾向。批判中有简单化的缺点，说服力不强，有的对学术上的是非也武断地作了结论，妨碍了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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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是对的，但是不少同志强调了生产劳动，对书本知识有些忽视。有的学校甚至把学生的培养目标说成是“普通劳动者”，批判学生想当专家，使得有些学生认为既然大学毕业后只要求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红色专家，那就不必钻研科学了。这种片面性，使师生的积极性、读书的积极性受到影响，给教学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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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时，往往没有经过认真的学术研究，甚至没有弄清问题所在，就简单地提到世界观甚至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批判，贴了一些标签，个别学校还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批判报告，登了批判文章，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有的学校甚至对每一门重要的课程都要重新提一个以什么为纲，使得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一度降低了。（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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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部在总结中指出农业大学、医科院等几所左倾严重的高校在“拔白旗”运动中，对教师继续进行激烈的批判斗争是不适当的，势必混淆两类矛盾，混淆学术和政治的错误，实际的结果也是给一些人戴的政治帽子大了，对一些人的学术成就一概否定，批判的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以致伤害了一部分中间分子和个别左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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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蔡旭这样对大跃进的做法持异议的教授，大学部此时也表示：“现在看来，当时这些人更多的是跟不上形势、对三面红旗和党的教育方针有怀疑和动摇，但还不是向党进攻，因此只应该对他们进行和风细雨的正面的教育，而不是应该进行重点批判。”大学部认为蔡旭他们所提的意见中有的还是正确的、合理的，如批评以教学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够、基础课过分强调联系生产实际等。有些人对党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意见，也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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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部承认，1958年的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我们和许多学校安排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过多，挤掉了不少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同时有些学校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有所降低。理工农医科许多基础课少学了或学得不好，基础课的习题和实验比较普遍地削弱了；文科历史课程的古代史部分一般都削弱了；各类学校对学生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不够，学生的语文程度仍旧比较低。（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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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部反省再三，此时大胆提出一条工作原则：“在自然科学中，一般不要开展学术批判运动。”这只是一时宽慰般地说说而已，也没有任何高层人士敢于公开确认。到了1963年又紧锣密鼓地抓阶级斗争，稍许宽松的学校环境又拧上斗争之弦，蔡旭头顶的那把斗争利剑就始终高悬在上，没有松动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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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文时，笔者特意去北京市档案馆调出1962年北京市人大会议的录音带，难得地听到当年蔡旭教授的发言原声。时间过去50年，他的带有江浙的口音特别清晰，讲得缓慢而有激情。他似乎把市人大会议当作教堂，细细讲解优良品种推广的优势，讲到一个品种是“经过人工方法创造出来，有很多优点，枝干硬，不容易倒，可以抗若干种病害”。他说：“利用优良品种，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一个好办法。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同样肥料，利用优良品种增加产量，优势明显。”他还如实讲到现有品种的四个缺点和克服的办法，譬如有的品种改变本来面貌，抗病的变成不抗病的；有的优良品种不适应干旱的地方，不适应有特殊耐性的盐碱地，甚至比当地的品种还差。当地优良品种是我们劳动人民多少年创造的，在当地条件下局部地区产量比较高，需要把当地优良品种保留下来，充分利用；1956年以后病害发生改变，使我们正在推广优良品种也产生变化，耐病性差，使产量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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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普遍做好选种工作，必须大家动手，把盐碱地、干旱地的当地优良品种搞好。老农有经验，哪个品种好、差，每个地区不一样，需要依靠老农、干部，分析一块块地力，重视过去记录，在这片地区选用哪个品种好。充分地利用已经有的优良品种，盐碱地表现良好的品种保留住，为建立一套良好品种打下基础，为今后一两年选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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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敬业、诚实的科学家，才会在那样客套的政治场合说出这样久违、不虚饰的专业性话语。他的发言长达半小时，但讲得条理清晰，不回避存在的问题。发言开始时按惯例都要对市长报告表示赞同，他照例说了之后补充道：“（市长报告）揭发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暴露的，没有暴露的，经过分析，找出了原因，给每项工作指出正确的方向，引导我们各行工作从胜利走向胜利。”我听到他停顿一下，用真切的语气说：“我是一个种地的，很想搞好种植工作。”听了这些复杂意义构成的言语，我呆呆地凝想了许久，想象蔡旭先生经历大跃进之后酸楚不堪的五味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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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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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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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1902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21年毕业于省立师范学校。1925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和函授部教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并参加地下工作，以“贝叶”等笔名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8年后任皖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1947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6月，由上海调往北京，出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一分院副院长。其间出版《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理论专著影响甚广。1957年，毛泽东提名调往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后兼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为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1983年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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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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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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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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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教授占据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形成气候的情形，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决意把曾在上海华东局任职的党内著名哲学家冯定调进北大，此举实际上就是后来常说的“掺沙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定一篇论述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章颇受毛的好评，一时名声大振。按照毛的意思，1957年初春行政级别甚高、曾任马列学院分院院长的冯定进北大后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是单纯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他到校后自然成为红色哲学的品牌人物，转年间就出任北大党委副书记，长期负责学校的理论课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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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时常被人怀疑和杯葛。尤其是到了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后，他带有温情色彩的人生观学说就很容易招致异议。那一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就有一些人指出冯定主持撰写的教科书第一章存在原则性的缺点，这让到会的北大哲学系人士大惊失色。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紧张得递条子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有意遮掩，竟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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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冯定在北大党内走背运的第一步，开始在斗争的锋刃两边谨慎行走，不被高层所喜，也不为群众理解，逐渐酿成1964年大批判之困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为他的哲学思辨光环笼罩时，纷纷为其叫好，一旦环境险恶，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又成了人人弃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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