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21363
1706221364
大学部承认，1958年的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我们和许多学校安排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也过多，挤掉了不少教学时间，影响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同时有些学校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课程的教学质量有所降低。理工农医科许多基础课少学了或学得不好，基础课的习题和实验比较普遍地削弱了；文科历史课程的古代史部分一般都削弱了；各类学校对学生的基本技能的训练注重不够，学生的语文程度仍旧比较低。（见1961年12月22日市委大学部《关于三年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党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本学年度党的主要工作》）
1706221365
1706221366
大学部反省再三，此时大胆提出一条工作原则：“在自然科学中，一般不要开展学术批判运动。”这只是一时宽慰般地说说而已，也没有任何高层人士敢于公开确认。到了1963年又紧锣密鼓地抓阶级斗争，稍许宽松的学校环境又拧上斗争之弦，蔡旭头顶的那把斗争利剑就始终高悬在上，没有松动之时。
1706221367
1706221368
写作本文时，笔者特意去北京市档案馆调出1962年北京市人大会议的录音带，难得地听到当年蔡旭教授的发言原声。时间过去50年，他的带有江浙的口音特别清晰，讲得缓慢而有激情。他似乎把市人大会议当作教堂，细细讲解优良品种推广的优势，讲到一个品种是“经过人工方法创造出来，有很多优点，枝干硬，不容易倒，可以抗若干种病害”。他说：“利用优良品种，是提高单位产量的一个好办法。在同样一块土地上，同样肥料，利用优良品种增加产量，优势明显。”他还如实讲到现有品种的四个缺点和克服的办法，譬如有的品种改变本来面貌，抗病的变成不抗病的；有的优良品种不适应干旱的地方，不适应有特殊耐性的盐碱地，甚至比当地的品种还差。当地优良品种是我们劳动人民多少年创造的，在当地条件下局部地区产量比较高，需要把当地优良品种保留下来，充分利用；1956年以后病害发生改变，使我们正在推广优良品种也产生变化，耐病性差，使产量受到影响。
1706221369
1706221370
他建议：“普遍做好选种工作，必须大家动手，把盐碱地、干旱地的当地优良品种搞好。老农有经验，哪个品种好、差，每个地区不一样，需要依靠老农、干部，分析一块块地力，重视过去记录，在这片地区选用哪个品种好。充分地利用已经有的优良品种，盐碱地表现良好的品种保留住，为建立一套良好品种打下基础，为今后一两年选种做好准备。”
1706221371
1706221372
只有敬业、诚实的科学家，才会在那样客套的政治场合说出这样久违、不虚饰的专业性话语。他的发言长达半小时，但讲得条理清晰，不回避存在的问题。发言开始时按惯例都要对市长报告表示赞同，他照例说了之后补充道：“（市长报告）揭发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暴露的，没有暴露的，经过分析，找出了原因，给每项工作指出正确的方向，引导我们各行工作从胜利走向胜利。”我听到他停顿一下，用真切的语气说：“我是一个种地的，很想搞好种植工作。”听了这些复杂意义构成的言语，我呆呆地凝想了许久，想象蔡旭先生经历大跃进之后酸楚不堪的五味心境。
1706221373
1706221374
1706221375
1706221376
1706221377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3]
1706221378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冯定
1706221379
1706221380
1706221381
1706221382
1706221383
冯定，1902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21年毕业于省立师范学校。1925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和函授部教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并参加地下工作，以“贝叶”等笔名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8年后任皖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副校长。1947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6月，由上海调往北京，出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一分院副院长。其间出版《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理论专著影响甚广。1957年，毛泽东提名调往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后兼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为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1983年逝世于北京。
1706221384
1706221385
1706221386
1706221387
1706221388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1706219804]
1706221389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1706221390
1706221391
一
1706221392
1706221393
鉴于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教授占据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形成气候的情形，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决意把曾在上海华东局任职的党内著名哲学家冯定调进北大，此举实际上就是后来常说的“掺沙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冯定一篇论述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章颇受毛的好评，一时名声大振。按照毛的意思，1957年初春行政级别甚高、曾任马列学院分院院长的冯定进北大后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是单纯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他到校后自然成为红色哲学的品牌人物，转年间就出任北大党委副书记，长期负责学校的理论课教学工作。
1706221394
1706221395
有意思的是，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时常被人怀疑和杯葛。尤其是到了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后，他带有温情色彩的人生观学说就很容易招致异议。那一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就有一些人指出冯定主持撰写的教科书第一章存在原则性的缺点，这让到会的北大哲学系人士大惊失色。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紧张得递条子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有意遮掩，竟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
1706221396
1706221397
这是冯定在北大党内走背运的第一步，开始在斗争的锋刃两边谨慎行走，不被高层所喜，也不为群众理解，逐渐酿成1964年大批判之困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为他的哲学思辨光环笼罩时，纷纷为其叫好，一旦环境险恶，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又成了人人弃之唯恐不及的烫手山芋。
1706221398
1706221399
1706221400
1706221401
1706221402
195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的科学家合影（局部）（二排左起第六人为冯定）
1706221403
1706221404
60年代初，北大哲学系曾高调总结了冯定的教学经验，并在校刊上醒目刊出。在高级党校有人揭发问题之后，哲学系总支跟风转向，在教学检查活动中抢先布置对冯定的专题检查，称之为“对冯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冯定不接受这样的检查方式及结果，系里也有不少人认为总支书记王庆淑有意打击老干部，总支搞错了。资历颇深的党员教师孔繁说，冯定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理论上有错误。有人甚至唱反调地说，冯定写的第一章是全书最好的。
1706221405
1706221406
这让王庆淑及总支困惑不已，陷入两难境地：总结冯定讲课经验时批评她是“吹捧”冯定，现在批评冯定的教学观点又被说成是“斗争过火”，是在“政治投机”。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过去王庆淑和原总支书记汪子嵩之间闹矛盾时，冯定一度是支持王的，外界以为他们私下的关系是好的。王把冯捧得很高，编教科书时又鼓动冯挂帅，为了表示祝贺编书成功还特意请人写了《红书颂》。就在检查教学的敏感之时，冯还请王吃饭。只不过突然见到有人批冯，王有些慌乱，本能地想划清界限。据说，听到冯定问题被揭发时，王的第一个反应是：“糟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是上不去了。”
1706221407
1706221408
在教研室开会时，冯定被认为做了过多的解释，态度很不冷静，空手而来，对大家意见只字未记，甚至几次发脾气打断别人发言。有人在做“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与实践性”分析时，冯定听不下去，就插话说：“错就错了，这我完全承认，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有人提到讲课中“脱离社会实践是模糊了人和动物的质的区别”说法不妥，他大发雷霆地说：“我绝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冯定能这样讲吗？”还训斥发言者说：“你们这样推下去，（我）岂不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吗？”总支汇报说，在这次课程检查中冯定一直是比较被动，过多地考虑了个人，有时认为是专门针对自己，甚至有厌烦情绪，说了“要消毒”、“开大会检讨好了”、“不能再教书”之类的牢骚话。（见1960年北大哲学系总支《关于教改中检查冯定同志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汇报》）
1706221409
1706221410
一个堂堂的学校党委副书记、资深的哲学家居然被这样整治，他无法冷静面对这样的挑剔方式。他拒绝再去参加教研室会议，总支书记王庆淑就上门做工作，希望他应主动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变被动的情况。冯定只好说，既然群众有意见，就再参加一次，但无时间认真考虑问题，只表示一个态度好了。他颇为伤感地对总支的人说：“我不冷静，这是气质问题，不能控制。我就是这样争论问题，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这样。”高级党校此次围攻教科书，让冯定心生余悸，使他后来每次经过高级党校就心跳，情绪一直不快。
1706221411
1706221412
正在此时，中央高层对冯定问题有一指示下达：在讨论中不要急于戴政治帽子。这让骤变的形势有所缓和，校党委继续安排冯定讲授毛选四卷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并负责培养重点师资，这样就让冯定逃过了一次信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