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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教运动高潮迭起，工作队训练北大积极分子时明确说陆平已经烂了，是搞阴谋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一次哲学系助教、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孙蓬一到工作队办公室，谈到有些问题一下子捅到“天上”（指校党委），坐在一旁的张磐石淡淡地说了一句：“天也快塌了。”这句话让两位助教吓了一跳，因此得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2期张恩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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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工作队在各系展开了细致的动员调查工作，整理出大量有关陆平及校党委在北大队伍建设、教学方针等方面的反面材料，在整个偏左的大环境中很容易引发教职员工的共鸣和愤怒。哲学系后任总支书记聂元梓在一次全系积极分子大会上传达工作队副书记庞达的指示，历数陆平及校党委的罪状，动员大家上阵斗争陆平，她大声问敢不敢斗？害怕不害怕？得到与会者一致的应答声，可以想象场面情绪多么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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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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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社教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党内矛盾深重，涉及中央高层诸多的纠葛，每个拐点都是惊心动魄。冯定问题无形中成了上下勾联的节点，几方势力都要通过它来影响、操纵运动的走向，以此在形象上抹黑对方，赢得有利于己方的政治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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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4年9月初，市委大学部通知北大党委将要揭露冯定的修正主义，9月13日北大党委会进行研究，9月18日向市委、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批判冯定同志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请示报告》，表示这是一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决心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尽力把这场斗争搞好。党委秘密组织一个班子，查阅了冯定1932年起所写的书籍、文章和报告稿（约百多万字），编写有关冯定错误论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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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汇报称，曾开过一次常委会，两次党委会，面对面地对冯定进行了批判，仅9月25日党委会上发言的就有15人。而社教工作队坚持认为，“学校党委只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半次党委会批判冯定问题，在党委会上只有少数委员发了言，就草草了事。从此一直没有继续再开会讨论批判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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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有一个对于双方斗争极为重要的时间点：1964年9月中旬张磐石提出要攻王庆淑与校党委、陆平的关系，要用“集束手榴弹”打乱校党委阵脚，要哲学系首先把火烧到陆平身上，为打倒陆平提供一颗颗子弹。而陆平此时借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公开发表的时机，建议哲学系停止讨论王庆淑的问题而进行批判冯定，等过了国庆节，再针对王的问题专题辩论。对于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张磐石当然不同意，他一口咬定说冯定问题中央还未作结论，非要把王庆淑的党内是非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据陆平事后回忆：“我们向磐石同志汇报后，磐石同志大发脾气，说批判冯定的问题不许插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1期）最让陆平恼火的是，工作队事后补发的简报反而说：“工作队立即建议哲学系党总支把辩论暂时停下来，以便集中力量批判冯定。”伺机观察上层的反应，双方均在冯定问题上大抢话语权，互推责任，想在愈加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掌握主动，竭力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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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陆平没想到的是，1964年11月初社教运动开始，斗争锋芒很快转向自己，冯定倒成了常委会上斗争自己的活跃人物。12月陆平与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曾开小会研究，试图重新启动批判冯定。但几次约请工作队参与讨论，工作队几位领导说了不少托词，迟迟不愿前来。转年1月23日、24日，陆平、彭佩云在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一反几个月来的软弱和委靡，言辞变为激烈，令熟悉政治形势走向的与会者大为震惊。可以看出，陆平他们已是背水一战，在政治靠山的暗助下，拼此一搏，以此来扭转自己一方即将缴械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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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磐石对此颇为恼火，强势地给陆、彭扣上三条新罪名：否定运动成绩；阴谋挑拨工作队和市委的关系；多方限制和阻挠批判冯定。工作队简报上一下子给陆平扣上“大翻案、大进攻、大阴谋、大暴露、大孤立”的帽子。为了增强与陆、彭争论的程度，张磐石又要求把报告草稿改写成论战式，突出其间的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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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定问题上，张磐石布置工作队中的秀才快手，匆忙赶印一期编号为66期的简报，大讲工作队如何抓了批判冯定的工作，攻击北大党委如何限制和阻挠全校特别是哲学系批判冯定。简报中甚至铺展说：“陆平与冯定一唱一和，要整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找到的理由是冯定在一次常委会上“攻击”写反修文章的张恩慈时，陆平在会上不批评也不阻止冯的发言。从彭佩云的记录本上来看，当时常委们只是谈及外面奉命写作反修文章的张恩慈的情况，随意议论几句，冯定说张恩慈在民族宫写文章，暑假关锋同志休息了，他还在民族宫楼上休息不回来。陆平就说这次整风很重要，应该让他们调回来参加，受受教育，如果他们不回来参加，对他们也不好。另据阮铭提供的现场记录是，陆平当时插话说：“这些人要好好整整，五反四清也不参加。”冯定接着说：“他们现在在民族宫休养。”谢道渊说：“要毁掉这些人。”陆平又说：“尽搞自留地。”从两人提供的记录版本看，彭佩云版的陆平插话比较平和，阮铭版的陆平说话稍带有火气。不管怎样，这种会议讨论仅限工作性质，并无严重贬损之意。简报由此做了过度发挥，简报整理者后来也承认有“政治上纲”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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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磐石在中宣部当了多年的资深副部长，在陆定一的支持下，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及教材的变革曾经注力甚多，但似乎一直未造成很大的社会层面的政治影响。到北大领导社教运动，他预感到其中蕴藏的政治空间适宜于自己发挥，因而有“想露一手”的想法。他自负地说过，多少人到北大来都没有发现问题，这次发现了问题，因此想在高教界搞个类似陈伯达所作“小站”典型的社教运动样板。但这份总结报告尚未写完，中央二十三条就公布了，中央高层决策方面的细微改变，一下子使北大社教经验显得不那么重要，瞬间就丧失了施加全国性影响的宝贵机会。而且北大社教的过激做法加大了中央高层的分歧和裂痕，一些领导人甚至对北大社教的狂澜有了负面的印象，担忧其扩大全国后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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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磐石的失落和愤怒是显而易见的。2月初中央书记处决定改变北大社教的方向后，他按捺不住地写了一个发言稿，认为市委干部和陆平他们用尽了背后的手段，写了许多“卑鄙”“无耻”的字眼儿和一些惊叹号。他对失望而愤懑的工作队下属说，我的气比你们还大呢。（见《1965年12月13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44期庞达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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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面对张磐石的来势汹汹，陆平与北大党委几位接近的干部曾私下议论：为何张磐石来北大闹得这么厉害？他已位居中宣部副部长之职，难道还有什么所图？莫不成事成后想当有影响力的北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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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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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多条线索已牵扯在北大社教，施加了不同方向的压迫。此时康生突然插了一杠，责问张磐石为何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这让张磐石骤然紧张，敏锐地觉察到高层的躁动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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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助教李清昆当时在工作队简报组工作，他在事后会上回忆说：“康老批评了张磐石同志以后，张磐石同志责怪我们简报组不报道哲学系批判冯定的情况，要我们赶快反映批判冯定的情况。还说下面反映校党委阻挠批判冯定，要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写进去。”助教孙蓬一也谈道：“一天晚上，庞达同志找我到专家招待所去，庞达同志说，人家说我们不批判冯定，我们写简报要说我们批判冯定。”（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0期）几个秀才连夜赶写简报，改得面目全非，几次写不下去，直到天明才勉强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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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张磐石副手的庞达在陆平翻盘后也不得不揭发说：“磐石同志不但不接受批评，却用简报的内容另外搞一个材料上报，来顶康生同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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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磐石又突然决定一律停开全校原定的政治课内容，以后政治课只能专批冯定，想以此抢到斗争的制高点。邓小平得知后觉得不妥，批评张磐石这种“急就章”的做法，张又慌忙推卸责任。市委和陆平借此找到一个转机，向上指责他“极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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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决定利用政治课批判冯定，实属无奈的仓促之举。下决定时，张磐石颇为恼怒地指责下属，你们搞政治工作的，政治上一点不敏感，人家（指陆平、彭佩云）在批评你们不批判冯定，你们还不抓这个工作？但仅仅过了几天，受到邓小平的批评之后，张磐石只好在星期日一早电话通知马上停止政治课批判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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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作为哲学系总支书记，此时还协助管理学校的理论教学工作，她不知如何向政治课教师解释，跑去问张磐石。想不到张说，谁叫你们批判的？聂说，是你说的。张说，我什么时候说的？他又说，谁要你们用那么多时间批判冯定？聂说，还不是你说的？他说，好了，好了，不要追究责任了。说完扭头就开会了。（以上均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这一段小对话引自聂元梓的事后发言，聂说时还颇为生气。这可以看出冯定问题已成了棘手的难题，稍许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大盘溃乱，张磐石内心的慌乱和不堪重负已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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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春，工作队与北大党委正围绕是否“四不清”的问题胶着之中，突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北大党委，说准备在全国范围再批判冯定，让北大早做准备。陆平和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一起到《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面谈求教。而社教工作队方面也感受到一种额外压力，不得不对冯定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在开十三陵学校党委扩大会议时，见势不好、心情不佳的冯定曾写信给陆平要求到外地休养。张磐石当即找冯定谈话，严厉批评了他，迫使冯要回了请假信。（见1965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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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四清”运动峰回路转，陆平重新翻盘，张磐石节节败退，冯定的政治状态陷入停摆，落入一生中最无助、最凄迷的阶段之一，他的名著《平凡的真理》及人生观学说已到了“任人宰割”、“随意谩骂”的地步。陆平“起死回生”之后一再宣称，冯定问题，是北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委中有人激烈指责冯定“浑水摸鱼”，是他把北大及哲学系这一缸水搅得很深很混。还有人强调指出，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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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内辩论冯定问题经历数个月时间，校党委基本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到了1965年8月整风学习会上，依旧有不少干部仍把冯定问题与陆平存在的问题一并述说，批评意味仍很浓烈，奇异的是这种批评还能被市委及校党委、陆平所容忍。这就见出冯定与陆平的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来由，积累许久的党内怨气仍旧不能排解，派系纠纷也不能有效遏制，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也没有找到排泄机会。市委大学部的初衷或许想通过这样对党委常委提意见的方式，在党内公开了大部分的发言内容，不偏不倚，对陆平和与之对立的干部各打五十大板，努力来缓解北大校内持续多年的干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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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选摘部分发言者的发言片段，可以看出其间的积怨、失望，乃至混乱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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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陆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认识比较模糊，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陆平同志长期未察觉冯定的问题，也说明阶级斗争观念有问题。（刘昆）（见1965年8月4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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