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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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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多条线索已牵扯在北大社教,施加了不同方向的压迫。此时康生突然插了一杠,责问张磐石为何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这让张磐石骤然紧张,敏锐地觉察到高层的躁动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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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助教李清昆当时在工作队简报组工作,他在事后会上回忆说:“康老批评了张磐石同志以后,张磐石同志责怪我们简报组不报道哲学系批判冯定的情况,要我们赶快反映批判冯定的情况。还说下面反映校党委阻挠批判冯定,要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写进去。”助教孙蓬一也谈道:“一天晚上,庞达同志找我到专家招待所去,庞达同志说,人家说我们不批判冯定,我们写简报要说我们批判冯定。”(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0期)几个秀才连夜赶写简报,改得面目全非,几次写不下去,直到天明才勉强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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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张磐石副手的庞达在陆平翻盘后也不得不揭发说:“磐石同志不但不接受批评,却用简报的内容另外搞一个材料上报,来顶康生同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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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磐石又突然决定一律停开全校原定的政治课内容,以后政治课只能专批冯定,想以此抢到斗争的制高点。邓小平得知后觉得不妥,批评张磐石这种“急就章”的做法,张又慌忙推卸责任。市委和陆平借此找到一个转机,向上指责他“极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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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决定利用政治课批判冯定,实属无奈的仓促之举。下决定时,张磐石颇为恼怒地指责下属,你们搞政治工作的,政治上一点不敏感,人家(指陆平、彭佩云)在批评你们不批判冯定,你们还不抓这个工作?但仅仅过了几天,受到邓小平的批评之后,张磐石只好在星期日一早电话通知马上停止政治课批判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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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作为哲学系总支书记,此时还协助管理学校的理论教学工作,她不知如何向政治课教师解释,跑去问张磐石。想不到张说,谁叫你们批判的?聂说,是你说的。张说,我什么时候说的?他又说,谁要你们用那么多时间批判冯定?聂说,还不是你说的?他说,好了,好了,不要追究责任了。说完扭头就开会了。(以上均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这一段小对话引自聂元梓的事后发言,聂说时还颇为生气。这可以看出冯定问题已成了棘手的难题,稍许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大盘溃乱,张磐石内心的慌乱和不堪重负已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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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春,工作队与北大党委正围绕是否“四不清”的问题胶着之中,突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北大党委,说准备在全国范围再批判冯定,让北大早做准备。陆平和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一起到《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面谈求教。而社教工作队方面也感受到一种额外压力,不得不对冯定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在开十三陵学校党委扩大会议时,见势不好、心情不佳的冯定曾写信给陆平要求到外地休养。张磐石当即找冯定谈话,严厉批评了他,迫使冯要回了请假信。(见1965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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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四清”运动峰回路转,陆平重新翻盘,张磐石节节败退,冯定的政治状态陷入停摆,落入一生中最无助、最凄迷的阶段之一,他的名著《平凡的真理》及人生观学说已到了“任人宰割”、“随意谩骂”的地步。陆平“起死回生”之后一再宣称,冯定问题,是北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委中有人激烈指责冯定“浑水摸鱼”,是他把北大及哲学系这一缸水搅得很深很混。还有人强调指出,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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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内辩论冯定问题经历数个月时间,校党委基本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到了1965年8月整风学习会上,依旧有不少干部仍把冯定问题与陆平存在的问题一并述说,批评意味仍很浓烈,奇异的是这种批评还能被市委及校党委、陆平所容忍。这就见出冯定与陆平的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来由,积累许久的党内怨气仍旧不能排解,派系纠纷也不能有效遏制,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也没有找到排泄机会。市委大学部的初衷或许想通过这样对党委常委提意见的方式,在党内公开了大部分的发言内容,不偏不倚,对陆平和与之对立的干部各打五十大板,努力来缓解北大校内持续多年的干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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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选摘部分发言者的发言片段,可以看出其间的积怨、失望,乃至混乱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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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陆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认识比较模糊,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陆平同志长期未察觉冯定的问题,也说明阶级斗争观念有问题。(刘昆)(见1965年8月4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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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发现不了?是说明常委思想革命不彻底,不认真。1959年教员检查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冯定检查了没有?1960年三篇文章的学习,常委进行得如何?1960年检查教学,听说检查出了冯定一些问题,这是谁检查出来的,是党委还是下面的同志?1963年冯定又在党代会作反修报告,又在全校作反修学习总结,1964年政治教员整风会上冯定又作报告。事情过了不久,冯定的问题就揭发出来了,说明靠常委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李志远、李佳彬,见1965年8月5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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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与夫人、孩子们在北大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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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到北大后工作一直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好,对人很冷淡,学生对他讲课的反映不好。这种情况常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这说明常委之间的批评是不开展的。(赵宝煦、高作民)(见1965年8月6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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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期间,经过几年间上下合力运作,官方文件、党刊党报、内部报告之间反复渲染,在北大党政干部的心目中冯定的反面形象基本已定型,已经被贴上了“死老虎”的标签。现在只不过在追究为什么没人早发现冯定问题?陆平及党委在其间该负什么责任?1965年8月,这股追责风波愈演愈烈,陆平和党委常委处置起来多少有些被动和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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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17日,中央五人小组指示北大内部停止争论。3月中宣部改组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同为副部长的许立群接任张磐石的队长职务。中央书记处督促召开了北大干部社教大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作了主旨报告,变相推翻了张磐石及工作队以往的“社教战斗成就”。形势骤变,彻底翻盘,北大社教积极分子顿时陷入慌乱震骇、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在第一天下午听万里报告时不少人表示根本听不进去,很多地方想不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哲学系几个党员围在一起不解地说:“万里同志的报告不像话,能这样对待积极分子?”总支负责干部冯瑞芳愁闷之下,跑去工作队办公室询问,是否中央书记处对我们的情况了解不够?工作队中较受张磐石器重的年轻干部阮铭只能说:“中央主要听了市委的反映,我们反映情况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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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双方都明显感到斗争的“赛跑”紧迫性,谁喘息未定谁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社教积极分子任宁芬说:“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开始后,工作队急于抓材料,提出我们这条线材料上去慢,市委的材料上去快,要赶紧抓材料给陆平、王庆淑画像。3月2日在临湖轩开会,布置了资料工作。”(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3期)着急的任宁芬还深夜写信给中央部门,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成果有丧失、夭折的危险,希望中央出来拯救。信写完后,任宁芬又深感局面的无奈和复杂,未敢寄出,只好偷偷地把信稿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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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写信告状成了不少社教积极分子一时无奈之下的解救念头,希望能由此引来形势的转机。工作队副队长庞达对阮铭讲,不要阻拦写信,北大情况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上面去,中央办公厅专门有人研究北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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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达、阮铭还专门琢磨了先前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的内容,看出总理对北大工作是有意见的。他们设想,估计很多人会写信上去,写信能起作用,形势会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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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观点就不统一的社教工作队内部已经吵成一团,从当时的记录看,他们逢事就争论,遇见政治性名词就转圈论说,无休止地陷入内争的旋涡。譬如在一次队部讨论中,针对中央书记处所提的“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的提法,阮铭加了两个字,说应该是“陆平同志是好人犯路线错误”。从上海来的常溪萍立即批评这个说法超出了中央所作结论的界限,阮铭自然不服,还举例论证陆平有托洛茨基观点。副队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当即提出反对,副队长庞达也接着说不对。大势所迫,工作队队部人心惶惶,政见不一的诸位队长各有各的悲欢情绪,不知社教运动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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