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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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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多条线索已牵扯在北大社教，施加了不同方向的压迫。此时康生突然插了一杠，责问张磐石为何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这让张磐石骤然紧张，敏锐地觉察到高层的躁动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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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助教李清昆当时在工作队简报组工作，他在事后会上回忆说：“康老批评了张磐石同志以后，张磐石同志责怪我们简报组不报道哲学系批判冯定的情况，要我们赶快反映批判冯定的情况。还说下面反映校党委阻挠批判冯定，要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写进去。”助教孙蓬一也谈道：“一天晚上，庞达同志找我到专家招待所去，庞达同志说，人家说我们不批判冯定，我们写简报要说我们批判冯定。”（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0期）几个秀才连夜赶写简报，改得面目全非，几次写不下去，直到天明才勉强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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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张磐石副手的庞达在陆平翻盘后也不得不揭发说：“磐石同志不但不接受批评，却用简报的内容另外搞一个材料上报，来顶康生同志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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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磐石又突然决定一律停开全校原定的政治课内容，以后政治课只能专批冯定，想以此抢到斗争的制高点。邓小平得知后觉得不妥，批评张磐石这种“急就章”的做法，张又慌忙推卸责任。市委和陆平借此找到一个转机，向上指责他“极不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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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决定利用政治课批判冯定，实属无奈的仓促之举。下决定时，张磐石颇为恼怒地指责下属，你们搞政治工作的，政治上一点不敏感，人家（指陆平、彭佩云）在批评你们不批判冯定，你们还不抓这个工作？但仅仅过了几天，受到邓小平的批评之后，张磐石只好在星期日一早电话通知马上停止政治课批判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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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作为哲学系总支书记，此时还协助管理学校的理论教学工作，她不知如何向政治课教师解释，跑去问张磐石。想不到张说，谁叫你们批判的？聂说，是你说的。张说，我什么时候说的？他又说，谁要你们用那么多时间批判冯定？聂说，还不是你说的？他说，好了，好了，不要追究责任了。说完扭头就开会了。（以上均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这一段小对话引自聂元梓的事后发言，聂说时还颇为生气。这可以看出冯定问题已成了棘手的难题，稍许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大盘溃乱，张磐石内心的慌乱和不堪重负已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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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春，工作队与北大党委正围绕是否“四不清”的问题胶着之中，突然有一天中宣部通知北大党委，说准备在全国范围再批判冯定，让北大早做准备。陆平和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一起到《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面谈求教。而社教工作队方面也感受到一种额外压力，不得不对冯定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在开十三陵学校党委扩大会议时，见势不好、心情不佳的冯定曾写信给陆平要求到外地休养。张磐石当即找冯定谈话，严厉批评了他，迫使冯要回了请假信。（见1965年3月12日《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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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四清”运动峰回路转，陆平重新翻盘，张磐石节节败退，冯定的政治状态陷入停摆，落入一生中最无助、最凄迷的阶段之一，他的名著《平凡的真理》及人生观学说已到了“任人宰割”、“随意谩骂”的地步。陆平“起死回生”之后一再宣称，冯定问题，是北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委中有人激烈指责冯定“浑水摸鱼”，是他把北大及哲学系这一缸水搅得很深很混。还有人强调指出，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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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党内辩论冯定问题经历数个月时间，校党委基本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到了1965年8月整风学习会上，依旧有不少干部仍把冯定问题与陆平存在的问题一并述说，批评意味仍很浓烈，奇异的是这种批评还能被市委及校党委、陆平所容忍。这就见出冯定与陆平的问题有根深蒂固的来由，积累许久的党内怨气仍旧不能排解，派系纠纷也不能有效遏制，社教积极分子的不满情绪也没有找到排泄机会。市委大学部的初衷或许想通过这样对党委常委提意见的方式，在党内公开了大部分的发言内容，不偏不倚，对陆平和与之对立的干部各打五十大板，努力来缓解北大校内持续多年的干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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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选摘部分发言者的发言片段，可以看出其间的积怨、失望，乃至混乱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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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陆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认识比较模糊，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陆平同志长期未察觉冯定的问题，也说明阶级斗争观念有问题。（刘昆）（见1965年8月4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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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发现不了？是说明常委思想革命不彻底，不认真。1959年教员检查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冯定检查了没有？1960年三篇文章的学习，常委进行得如何？1960年检查教学，听说检查出了冯定一些问题，这是谁检查出来的，是党委还是下面的同志？1963年冯定又在党代会作反修报告，又在全校作反修学习总结，1964年政治教员整风会上冯定又作报告。事情过了不久，冯定的问题就揭发出来了，说明靠常委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李志远、李佳彬，见1965年8月5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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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与夫人、孩子们在北大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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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到北大后工作一直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好，对人很冷淡，学生对他讲课的反映不好。这种情况常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这说明常委之间的批评是不开展的。（赵宝煦、高作民）（见1965年8月6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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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期间，经过几年间上下合力运作，官方文件、党刊党报、内部报告之间反复渲染，在北大党政干部的心目中冯定的反面形象基本已定型，已经被贴上了“死老虎”的标签。现在只不过在追究为什么没人早发现冯定问题？陆平及党委在其间该负什么责任？1965年8月，这股追责风波愈演愈烈，陆平和党委常委处置起来多少有些被动和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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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17日，中央五人小组指示北大内部停止争论。3月中宣部改组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同为副部长的许立群接任张磐石的队长职务。中央书记处督促召开了北大干部社教大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作了主旨报告，变相推翻了张磐石及工作队以往的“社教战斗成就”。形势骤变，彻底翻盘，北大社教积极分子顿时陷入慌乱震骇、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在第一天下午听万里报告时不少人表示根本听不进去，很多地方想不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哲学系几个党员围在一起不解地说：“万里同志的报告不像话，能这样对待积极分子？”总支负责干部冯瑞芳愁闷之下，跑去工作队办公室询问，是否中央书记处对我们的情况了解不够？工作队中较受张磐石器重的年轻干部阮铭只能说：“中央主要听了市委的反映，我们反映情况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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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双方都明显感到斗争的“赛跑”紧迫性，谁喘息未定谁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社教积极分子任宁芬说：“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开始后，工作队急于抓材料，提出我们这条线材料上去慢，市委的材料上去快，要赶紧抓材料给陆平、王庆淑画像。3月2日在临湖轩开会，布置了资料工作。”（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3期）着急的任宁芬还深夜写信给中央部门，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成果有丧失、夭折的危险，希望中央出来拯救。信写完后，任宁芬又深感局面的无奈和复杂，未敢寄出，只好偷偷地把信稿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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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写信告状成了不少社教积极分子一时无奈之下的解救念头，希望能由此引来形势的转机。工作队副队长庞达对阮铭讲，不要阻拦写信，北大情况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上面去，中央办公厅专门有人研究北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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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达、阮铭还专门琢磨了先前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的内容，看出总理对北大工作是有意见的。他们设想，估计很多人会写信上去，写信能起作用，形势会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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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观点就不统一的社教工作队内部已经吵成一团，从当时的记录看，他们逢事就争论，遇见政治性名词就转圈论说，无休止地陷入内争的旋涡。譬如在一次队部讨论中，针对中央书记处所提的“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的提法，阮铭加了两个字，说应该是“陆平同志是好人犯路线错误”。从上海来的常溪萍立即批评这个说法超出了中央所作结论的界限，阮铭自然不服，还举例论证陆平有托洛茨基观点。副队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当即提出反对，副队长庞达也接着说不对。大势所迫，工作队队部人心惶惶，政见不一的诸位队长各有各的悲欢情绪，不知社教运动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