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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阶段,陆平同志对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认识比较模糊,相当长一个时期在工作中没有很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陆平同志长期未察觉冯定的问题,也说明阶级斗争观念有问题。(刘昆)(见1965年8月4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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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发现不了?是说明常委思想革命不彻底,不认真。1959年教员检查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冯定检查了没有?1960年三篇文章的学习,常委进行得如何?1960年检查教学,听说检查出了冯定一些问题,这是谁检查出来的,是党委还是下面的同志?1963年冯定又在党代会作反修报告,又在全校作反修学习总结,1964年政治教员整风会上冯定又作报告。事情过了不久,冯定的问题就揭发出来了,说明靠常委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李志远、李佳彬,见1965年8月5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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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与夫人、孩子们在北大燕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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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到北大后工作一直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好,对人很冷淡,学生对他讲课的反映不好。这种情况常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这说明常委之间的批评是不开展的。(赵宝煦、高作民)(见1965年8月6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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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期间,经过几年间上下合力运作,官方文件、党刊党报、内部报告之间反复渲染,在北大党政干部的心目中冯定的反面形象基本已定型,已经被贴上了“死老虎”的标签。现在只不过在追究为什么没人早发现冯定问题?陆平及党委在其间该负什么责任?1965年8月,这股追责风波愈演愈烈,陆平和党委常委处置起来多少有些被动和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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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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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17日,中央五人小组指示北大内部停止争论。3月中宣部改组了北大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同为副部长的许立群接任张磐石的队长职务。中央书记处督促召开了北大干部社教大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万里作了主旨报告,变相推翻了张磐石及工作队以往的“社教战斗成就”。形势骤变,彻底翻盘,北大社教积极分子顿时陷入慌乱震骇、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在第一天下午听万里报告时不少人表示根本听不进去,很多地方想不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哲学系几个党员围在一起不解地说:“万里同志的报告不像话,能这样对待积极分子?”总支负责干部冯瑞芳愁闷之下,跑去工作队办公室询问,是否中央书记处对我们的情况了解不够?工作队中较受张磐石器重的年轻干部阮铭只能说:“中央主要听了市委的反映,我们反映情况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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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双方都明显感到斗争的“赛跑”紧迫性,谁喘息未定谁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社教积极分子任宁芬说:“当时的背景是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开始后,工作队急于抓材料,提出我们这条线材料上去慢,市委的材料上去快,要赶紧抓材料给陆平、王庆淑画像。3月2日在临湖轩开会,布置了资料工作。”(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3期)着急的任宁芬还深夜写信给中央部门,认为北大社教运动成果有丧失、夭折的危险,希望中央出来拯救。信写完后,任宁芬又深感局面的无奈和复杂,未敢寄出,只好偷偷地把信稿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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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写信告状成了不少社教积极分子一时无奈之下的解救念头,希望能由此引来形势的转机。工作队副队长庞达对阮铭讲,不要阻拦写信,北大情况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上面去,中央办公厅专门有人研究北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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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达、阮铭还专门琢磨了先前周培源给周恩来写信的内容,看出总理对北大工作是有意见的。他们设想,估计很多人会写信上去,写信能起作用,形势会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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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观点就不统一的社教工作队内部已经吵成一团,从当时的记录看,他们逢事就争论,遇见政治性名词就转圈论说,无休止地陷入内争的旋涡。譬如在一次队部讨论中,针对中央书记处所提的“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的提法,阮铭加了两个字,说应该是“陆平同志是好人犯路线错误”。从上海来的常溪萍立即批评这个说法超出了中央所作结论的界限,阮铭自然不服,还举例论证陆平有托洛茨基观点。副队长、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当即提出反对,副队长庞达也接着说不对。大势所迫,工作队队部人心惶惶,政见不一的诸位队长各有各的悲欢情绪,不知社教运动该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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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饭店会议驻地房间里,情绪波动很大的聂元梓则告诉系里社教积极分子,说小组召集人会议开得很晚,交锋激烈,万里拍桌子发火,不得不拿“王牌”(指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指示)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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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会议中,聂元梓的辩解发言还是围绕着冯定问题展开的,拿出具体事例来论证为什么社教运动中没有批判冯定?她说:“批判冯定,调走冯定,也不能解决整个北大和各系的问题。”北大党委由此认为,聂元梓无非是说冯定问题不如陆平问题大,不如各系的问题大。(见1965年11月1日第36期《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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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也在会上趁势做了一些检讨,譬如冯定在哲学系社教大会上揭发陆平包庇王庆淑,聂在他发言后就顺势称赞谈得好。聂元梓承认说:“这是政治原则、政治界限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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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冯定过程中几个重要的事情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各方都想在诉说各自的“真相”时有争辩也有退让,力争一时的胜负手,减轻对方施加的压迫感。譬如在《红旗》公开发表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前一周,陆平找到聂元梓,秘密通知有关批判冯定的问题,但是陆平只许聂一人知道,不让聂告诉系内任何人,这使得聂无法与总支商量具体工作。但是陆平另外又悄悄地布置法律系总支找人准备批判文章,此时张恩慈又从《红旗》熟人处提前了解到批判的内幕消息,风声渐渐传出,在哲学系引发阵阵波动。社教积极分子认为陆平及党委此举是在有意隐瞒,故意不让冯定所在的哲学系参与批判,近乎“政治陷害行为”。1965年10月20日下午在讨论冯定问题时,聂元梓解释自己所知的事实后又为此检讨说:“在社教运动中,我受张磐石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我把陆平同志这样一些做法提高了,提成‘政治陷害’,是我把问题看重了。这与我对陆平同志有猜疑有关,这些错误我要继续检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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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启勋批判文章刊发后,让北大哲学系一贯自信、好强的教员感到很受伤,因为竟然被排在第一方队之外,对党委的事先安排自然充满愤怒:“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同志看到批判冯定的文章后,感到自己系落后了,有人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对哲学系的批评。他们表示要急起直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来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检查自己过去有过分迷信权威的思想,表示今后要向张启勋学习。”(见1964年10月4日市委大学部简报《北大、清华学校教师对于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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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冯定的问题上,年轻教员为自己的落伍而焦急,而年老的教授们却陷入惊讶和不解之中。哲学系主任郑昕说:“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简直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冯友兰说:“张启勋的批评很对,我觉得要写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写,要为冯定辩护也很难。”美学教授宗白华说:“冯定宣扬的是功利主义的人生观。”黄子通教授问:“冯定的错误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他是一时的认识糊涂,还是有意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冯友兰也提了一个疑问:“有一点很难理解,像这些糊涂思想,早在1952年、1953年或者1954年,也许大家都有一点。拿我自己来说,当时也有一点。但从《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大家都在学习怎样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而且都在提高。冯定同志学习的机会比我们多得多,为什么没有感到自己写的书中的观点和赫鲁晓夫的一样,他好像对这几年的反修学习熟视无睹。”(见1964年10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56期《北大哲学系老教师对〈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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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报事件”也构成了双方讲不清楚的一个难题:1964年9月张启勋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文章在《红旗》等报刊刊出后,北大师生得悉后大为震动,纷纷赶到校内小邮局购买当日报纸一睹为快。据市委大学部简报第45期刊载,有人买到报纸后说:“不得了,不得了,学校出了大事,党委副书记受了批判……”北大、人大图书馆剩下的冯定著作在当天上午即被抢借一空。因一时人多,邮局就在屋外空地上支摊零售,人声鼎沸。不一会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打来电话阻止,说党委意见在外面卖报纸不好,如给冯定看到了,是不是认为党委要有组织地整他?魏自强要求卖报组迅速把报摊收回屋里。北大党委因怕冯定提意见,而取消屋外卖报,确实是出乎意料之举,看出麻烦缠身的陆平已是万分谨慎,生怕哪步棋走得不对而惹来横祸。结果,因屋子窄小,周转不开,越聚越多的学生在屋外排起长队购报,秩序大乱,高声嚷嚷。这件事被聂元梓她们说成“陆平叫老魏派人把大饭厅门前卖报的人轰走”,是陆平阻止群众批判冯定的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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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提前布置写批判文章、卖报这样的事件,在北大社教运动后期演变成了咀嚼不清、越争辩越混浊的口水仗。细翻当年厚厚一叠的会议简报,充斥大量带有固执偏见、私人恩怨的政治术语东西,再加上欲置人于死地的决战意味,实际上是极为劣质、说尽空话、伤人到底的斗争游戏言语,四十多年后像我们这样无关系的后人读起来都感到十足的苦恼、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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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细致地翻阅当年会议简报,还可以梳理出一连串有意思的细节。除了决定性的毁灭主色块外,还能看出时代车轮辗轧下世态人心的一些冷暖痕迹,感受到众人刹那间心悸、犹豫、怜悯的复杂情绪,看出党内斗争极为残酷、令人窒息的典型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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