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221525
1706221526
批判冯定过程中几个重要的事情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各方都想在诉说各自的“真相”时有争辩也有退让，力争一时的胜负手，减轻对方施加的压迫感。譬如在《红旗》公开发表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前一周，陆平找到聂元梓，秘密通知有关批判冯定的问题，但是陆平只许聂一人知道，不让聂告诉系内任何人，这使得聂无法与总支商量具体工作。但是陆平另外又悄悄地布置法律系总支找人准备批判文章，此时张恩慈又从《红旗》熟人处提前了解到批判的内幕消息，风声渐渐传出，在哲学系引发阵阵波动。社教积极分子认为陆平及党委此举是在有意隐瞒，故意不让冯定所在的哲学系参与批判，近乎“政治陷害行为”。1965年10月20日下午在讨论冯定问题时，聂元梓解释自己所知的事实后又为此检讨说：“在社教运动中，我受张磐石同志错误思想影响，我把陆平同志这样一些做法提高了，提成‘政治陷害’，是我把问题看重了。这与我对陆平同志有猜疑有关，这些错误我要继续检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
1706221527
1706221528
张启勋批判文章刊发后，让北大哲学系一贯自信、好强的教员感到很受伤，因为竟然被排在第一方队之外，对党委的事先安排自然充满愤怒：“北大哲学系的一些同志看到批判冯定的文章后，感到自己系落后了，有人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对哲学系的批评。他们表示要急起直追，积极参加这一斗争，来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检查自己过去有过分迷信权威的思想，表示今后要向张启勋学习。”（见1964年10月4日市委大学部简报《北大、清华学校教师对于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1706221529
1706221530
在批判冯定的问题上，年轻教员为自己的落伍而焦急，而年老的教授们却陷入惊讶和不解之中。哲学系主任郑昕说：“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简直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冯友兰说：“张启勋的批评很对，我觉得要写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写，要为冯定辩护也很难。”美学教授宗白华说：“冯定宣扬的是功利主义的人生观。”黄子通教授问：“冯定的错误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他是一时的认识糊涂，还是有意宣扬修正主义观点？”冯友兰也提了一个疑问：“有一点很难理解，像这些糊涂思想，早在1952年、1953年或者1954年，也许大家都有一点。拿我自己来说，当时也有一点。但从《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发表后，大家都在学习怎样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而且都在提高。冯定同志学习的机会比我们多得多，为什么没有感到自己写的书中的观点和赫鲁晓夫的一样，他好像对这几年的反修学习熟视无睹。”（见1964年10月29日市委大学部简报第56期《北大哲学系老教师对〈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的反映》）
1706221531
1706221532
“卖报事件”也构成了双方讲不清楚的一个难题：1964年9月张启勋批判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文章在《红旗》等报刊刊出后，北大师生得悉后大为震动，纷纷赶到校内小邮局购买当日报纸一睹为快。据市委大学部简报第45期刊载，有人买到报纸后说：“不得了，不得了，学校出了大事，党委副书记受了批判……”北大、人大图书馆剩下的冯定著作在当天上午即被抢借一空。因一时人多，邮局就在屋外空地上支摊零售，人声鼎沸。不一会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打来电话阻止，说党委意见在外面卖报纸不好，如给冯定看到了，是不是认为党委要有组织地整他？魏自强要求卖报组迅速把报摊收回屋里。北大党委因怕冯定提意见，而取消屋外卖报，确实是出乎意料之举，看出麻烦缠身的陆平已是万分谨慎，生怕哪步棋走得不对而惹来横祸。结果，因屋子窄小，周转不开，越聚越多的学生在屋外排起长队购报，秩序大乱，高声嚷嚷。这件事被聂元梓她们说成“陆平叫老魏派人把大饭厅门前卖报的人轰走”，是陆平阻止群众批判冯定的罪状之一。
1706221533
1706221534
类似提前布置写批判文章、卖报这样的事件，在北大社教运动后期演变成了咀嚼不清、越争辩越混浊的口水仗。细翻当年厚厚一叠的会议简报，充斥大量带有固执偏见、私人恩怨的政治术语东西，再加上欲置人于死地的决战意味，实际上是极为劣质、说尽空话、伤人到底的斗争游戏言语，四十多年后像我们这样无关系的后人读起来都感到十足的苦恼、无味。
1706221535
1706221536
六
1706221537
1706221538
如果我们再细致地翻阅当年会议简报，还可以梳理出一连串有意思的细节。除了决定性的毁灭主色块外，还能看出时代车轮辗轧下世态人心的一些冷暖痕迹，感受到众人刹那间心悸、犹豫、怜悯的复杂情绪，看出党内斗争极为残酷、令人窒息的典型性图景。
1706221539
1706221540
中央高层一开始对于如何批判冯定也是摇摆不定，曾经多次表示要慎重，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提问题的口径以《红旗》文章提的为准，是什么错误观点就批什么观点。有的高层人物发出的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批冯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可以具体地批判其修正主义观点，面对面斗争有限制，不能随便搞人家。这些软硬度不一的中央领导指示，给北大展开大批判增加诸多的变数，双方都可利用其大做文章。
1706221541
1706221542
在公开批判冯定前，陆平心里也是有些犯难，多少动了恻隐之心。1964年9月初他特意向哲学系总支冯瑞芳了解冯定教学中的问题，并拿出冯定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问冯瑞芳对“正义的冲动”怎么看。哲学系党内决定召开面对面批判冯定的会议，陆平打算先找冯定谈一谈，但他几次难于开口。他对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说：“算了，冯定要哭了，别让他参加了，你们自己开吧。”这也视为陆平大战前的一次“软弱”表现。
1706221543
1706221544
相反，在冯定已转而支持社教工作队之后，张磐石出于自保和稳妥，对于冯定还是持相当严苛的态度，甚至也秘密派人调来冯定的讲课记录本，看看是否存有思想问题。1964年10月5日，张磐石拿到《文汇报》记者采访的内部材料，发现冯定的言论有些不当，立即写了批语：“阮铭同志，冯定如此胡说乱道，请告陆平同志并告哲学系批驳他。”他同意将这个材料印发党委委员，并要求哲学系了解冯定的思想情况，好批判他的态度，但不要把这个材料上冯定的原话拿出来斗他。
1706221545
1706221546
奇妙的是，双方一涉及冯定问题就容易短兵相接，置换速度很快，有时斗争标准还含糊不确。譬如在北大十三陵会议上，聂元梓批评冯定对工作不负责任，精神状态上有些问题，政治上蜕化。陆平看了发言简报的草稿后发了脾气，认为轻易批评了书记，希望简报登载对领导同志的批评，要核对。回学校后，一次张磐石问聂元梓简报出了没有？聂说没有收到。他说党委不出，我们给你出，还不是因为批评了冯定几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聂元梓发言）
1706221547
1706221548
为了批判应急之需，哲学系总支焦虑之中，曾派人到校党委办公室索取冯定在学校的有关报告记录。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党办主任魏自强得知后批评说，“你们在组织原则掌握上不合适，连党委书记的材料也来要，不懂事”。校党委以此把住了关键的文件证据，不容许材料随意流失，就是不让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掌握批判冯定的主动权。
1706221549
1706221550
1965年3月市委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后，张磐石实际上已不获信任，原本坚决支持他的陆定一部长此时已不再发声。但他心有不甘，回北大后嘴上仍坚持说：“部里只是要我对北大社教运动写个总结，不要受国际饭店会议干扰，现在不要上当。”3月16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见张磐石没有检查之意，就当面问他对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个人患得患失思想。
1706221551
1706221552
由于张磐石的不配合，张子意只好亲自出面召集工作队党委书记开会，开门见山地讲了两点：“要设身处地地为陆平同志想一想，过去我们把他整过火了，他现在处境艰难，我请求同志们做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工作，说服他们，使陆平同志能够下楼，使人家第一书记能够当下去。”张子意还特别指出在运动中注意严肃对待冯定的错误。（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7期唐联杰发言）张磐石同志听后心灰意冷，态度冷淡，只是说回去研究研究。
1706221553
1706221554
据王庆淑1965年10月30日下午大会上揭发，情绪失控的聂元梓曾经很大声地对她说，党内没有什么好人，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钩心斗角。自己长期以来总是受压抑，处在比自己弱的人手下工作，还要装得比别人弱才能相处。（见1965年11月2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9期王庆淑发言）这两位哲学系总支前后任女书记个性都颇为强势，历经这么大一场风波，角色翻转之快，情绪变换之多，确实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残酷的心灵磨砺过程。王庆淑没有掩饰地在会上表示，她当时听完聂元梓的话后颇感震惊，一时犹豫，怕是聂激动中失言，因而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
1706221555
1706221556
在陆平大获全胜之后，1965年10月30日王庆淑在哲学系党内会议上作了一个小结性的发言，内中称：“聂元梓对冯定的错误言行采取了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利用冯定斗争陆平同志和我，在党员群众中模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面目。张磐石同志在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在中央提出批评后，反过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方面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方面给陆平同志扣上一个破坏和阻拦批判冯定的大帽子。”至此张磐石、冯定等全部告败，此种定论一直延伸到“文革”爆发，随着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陆平、王庆淑一方又落入万劫不复的境遇中。
1706221557
1706221558
七
1706221559
1706221560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冯定这一段凄凉、无助的情况，作为双方相互使用、抛掷的棋子，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走势，只能眼睁睁地钻到人生的死胡同中。
1706221561
1706221562
1964年9月下旬，北大党委开会讨论《红旗》杂志对冯定的批判文章之事，当事人冯定到会发言，他说：“对这次批判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反修以后，我自己也知道过去写的书是匆匆忙忙临时应付，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不过自己有自由主义，觉得书出版了也就算了。”“我一共写了五本书，另外两本书《红旗》杂志按语中没有举，可能也有问题，问题最多的恐怕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反修以后，我没有清理这些书，没有做消毒工作，也没有向党委报告，这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政治性错误，很明显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1706221563
1706221564
10月15日，冯定已写了一篇类似思想检查的文章，题目为《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送交北大党委和《红旗》杂志社，企求能够发表。他根据张启勋文章的立意，给自己上纲上线，全面检讨、狠批自己文章中的错误：
1706221565
1706221566
在国内方面，片面强调建设而不强调革命，片面强调经济而不强调政治，片面强调生产而不强调思想改造；在国际方面，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强调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片面强调和平外交，而不强调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改，等等。
1706221567
1706221568
……当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大谈其反对个人迷信的时候，我毫未察觉这是赫修的最大阴谋。我就认为个人的作用总是不能和群众的作用相比，个人迷信总是不好的。
1706221569
1706221570
我觉得像斯大林这样有些缺点的领袖固然需要群众，就是最完善的领袖也需要群众。这样，我在个人、群众、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就只强调领袖不能脱离开群众一面，说领袖离开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如果还要一意孤行，结果不是经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等等的话。没有分析、区别各种不同的领袖，对好的领袖应该爱护，只说了简单的几句话，片面从不应神化大做文章。忽视了人民领袖的革命意志对每个人的指导意义和服从人民领袖的必要性。
1706221571
1706221572
批判浪潮来势凶猛，冯定从多年的党内生活经验判断，觉察到自己首先在“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忌，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只好加重检讨的分量：“中国并无个人迷信问题，自己就没有想想究竟是写给中国青年阅读还是给苏联青年阅读的吧，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式的理论，结果就不能不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1706221573
1706221574
其次，他意识到自己所表述的人生观中带有高层所不喜的东西，尺寸把握不严，主调过于柔软，不具备时代刚性的原则。他检查道：“世界观方面最根本的错误，是往往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去反对个人主义，至少是对个人主义让了步，再去反对个人主义。我总是强调，当社会尚未到达共产主义而物资生活尚未非常充裕时，个人主义的出现终是难免的，这就降低了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
[
上一页 ]
[ :1.70622152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