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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细致地翻阅当年会议简报，还可以梳理出一连串有意思的细节。除了决定性的毁灭主色块外，还能看出时代车轮辗轧下世态人心的一些冷暖痕迹，感受到众人刹那间心悸、犹豫、怜悯的复杂情绪，看出党内斗争极为残酷、令人窒息的典型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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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层一开始对于如何批判冯定也是摇摆不定，曾经多次表示要慎重，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提问题的口径以《红旗》文章提的为准，是什么错误观点就批什么观点。有的高层人物发出的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批冯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可以具体地批判其修正主义观点，面对面斗争有限制，不能随便搞人家。这些软硬度不一的中央领导指示，给北大展开大批判增加诸多的变数，双方都可利用其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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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批判冯定前，陆平心里也是有些犯难，多少动了恻隐之心。1964年9月初他特意向哲学系总支冯瑞芳了解冯定教学中的问题，并拿出冯定所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问冯瑞芳对“正义的冲动”怎么看。哲学系党内决定召开面对面批判冯定的会议，陆平打算先找冯定谈一谈，但他几次难于开口。他对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说：“算了，冯定要哭了，别让他参加了，你们自己开吧。”这也视为陆平大战前的一次“软弱”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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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冯定已转而支持社教工作队之后，张磐石出于自保和稳妥，对于冯定还是持相当严苛的态度，甚至也秘密派人调来冯定的讲课记录本，看看是否存有思想问题。1964年10月5日，张磐石拿到《文汇报》记者采访的内部材料，发现冯定的言论有些不当，立即写了批语：“阮铭同志，冯定如此胡说乱道，请告陆平同志并告哲学系批驳他。”他同意将这个材料印发党委委员，并要求哲学系了解冯定的思想情况，好批判他的态度，但不要把这个材料上冯定的原话拿出来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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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是，双方一涉及冯定问题就容易短兵相接，置换速度很快，有时斗争标准还含糊不确。譬如在北大十三陵会议上，聂元梓批评冯定对工作不负责任，精神状态上有些问题，政治上蜕化。陆平看了发言简报的草稿后发了脾气，认为轻易批评了书记，希望简报登载对领导同志的批评，要核对。回学校后，一次张磐石问聂元梓简报出了没有？聂说没有收到。他说党委不出，我们给你出，还不是因为批评了冯定几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8期聂元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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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批判应急之需，哲学系总支焦虑之中，曾派人到校党委办公室索取冯定在学校的有关报告记录。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党办主任魏自强得知后批评说，“你们在组织原则掌握上不合适，连党委书记的材料也来要，不懂事”。校党委以此把住了关键的文件证据，不容许材料随意流失，就是不让哲学系社教积极分子掌握批判冯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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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市委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后，张磐石实际上已不获信任，原本坚决支持他的陆定一部长此时已不再发声。但他心有不甘，回北大后嘴上仍坚持说：“部里只是要我对北大社教运动写个总结，不要受国际饭店会议干扰，现在不要上当。”3月16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见张磐石没有检查之意，就当面问他对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个人患得患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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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磐石的不配合，张子意只好亲自出面召集工作队党委书记开会，开门见山地讲了两点：“要设身处地地为陆平同志想一想，过去我们把他整过火了，他现在处境艰难，我请求同志们做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的工作，说服他们，使陆平同志能够下楼，使人家第一书记能够当下去。”张子意还特别指出在运动中注意严肃对待冯定的错误。（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7期唐联杰发言）张磐石同志听后心灰意冷，态度冷淡，只是说回去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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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庆淑1965年10月30日下午大会上揭发，情绪失控的聂元梓曾经很大声地对她说，党内没有什么好人，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钩心斗角。自己长期以来总是受压抑，处在比自己弱的人手下工作，还要装得比别人弱才能相处。（见1965年11月2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9期王庆淑发言）这两位哲学系总支前后任女书记个性都颇为强势，历经这么大一场风波，角色翻转之快，情绪变换之多，确实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残酷的心灵磨砺过程。王庆淑没有掩饰地在会上表示，她当时听完聂元梓的话后颇感震惊，一时犹豫，怕是聂激动中失言，因而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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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平大获全胜之后，1965年10月30日王庆淑在哲学系党内会议上作了一个小结性的发言，内中称：“聂元梓对冯定的错误言行采取了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利用冯定斗争陆平同志和我，在党员群众中模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面目。张磐石同志在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在中央提出批评后，反过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方面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方面给陆平同志扣上一个破坏和阻拦批判冯定的大帽子。”至此张磐石、冯定等全部告败，此种定论一直延伸到“文革”爆发，随着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陆平、王庆淑一方又落入万劫不复的境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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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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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冯定这一段凄凉、无助的情况，作为双方相互使用、抛掷的棋子，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走势，只能眼睁睁地钻到人生的死胡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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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下旬，北大党委开会讨论《红旗》杂志对冯定的批判文章之事，当事人冯定到会发言，他说：“对这次批判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反修以后，我自己也知道过去写的书是匆匆忙忙临时应付，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不过自己有自由主义，觉得书出版了也就算了。”“我一共写了五本书，另外两本书《红旗》杂志按语中没有举，可能也有问题，问题最多的恐怕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反修以后，我没有清理这些书，没有做消毒工作，也没有向党委报告，这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政治性错误，很明显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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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冯定已写了一篇类似思想检查的文章，题目为《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送交北大党委和《红旗》杂志社，企求能够发表。他根据张启勋文章的立意，给自己上纲上线，全面检讨、狠批自己文章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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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面，片面强调建设而不强调革命，片面强调经济而不强调政治，片面强调生产而不强调思想改造；在国际方面，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强调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片面强调和平外交，而不强调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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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大谈其反对个人迷信的时候，我毫未察觉这是赫修的最大阴谋。我就认为个人的作用总是不能和群众的作用相比，个人迷信总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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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像斯大林这样有些缺点的领袖固然需要群众，就是最完善的领袖也需要群众。这样，我在个人、群众、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就只强调领袖不能脱离开群众一面，说领袖离开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如果还要一意孤行，结果不是经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等等的话。没有分析、区别各种不同的领袖，对好的领袖应该爱护，只说了简单的几句话，片面从不应神化大做文章。忽视了人民领袖的革命意志对每个人的指导意义和服从人民领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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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浪潮来势凶猛，冯定从多年的党内生活经验判断，觉察到自己首先在“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忌，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只好加重检讨的分量：“中国并无个人迷信问题，自己就没有想想究竟是写给中国青年阅读还是给苏联青年阅读的吧，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式的理论，结果就不能不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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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意识到自己所表述的人生观中带有高层所不喜的东西，尺寸把握不严，主调过于柔软，不具备时代刚性的原则。他检查道：“世界观方面最根本的错误，是往往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去反对个人主义，至少是对个人主义让了步，再去反对个人主义。我总是强调，当社会尚未到达共产主义而物资生活尚未非常充裕时，个人主义的出现终是难免的，这就降低了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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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哲学家中，冯定的斗争色彩相对较淡薄，总是呈现一种包容、宽厚的形态，他的哲学著作多是娓娓而谈，少见怒吼般的批判语气。这样的温和东西放在平常日子自然受到社会欢迎，但一旦形势激进，就容易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所不容，无法成为高层所必需的思想武器。他在检查中写道：“我对于旧唯物主义，往往多从继承着眼，而少从批判着眼，这就助长了我在世界观中的错误以致政治错误。我在谈哲学时，总爱从自然现象的发展谈起，然后再谈社会，再谈阶级；或者是先谈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再谈可知论，再谈三条辩证规律……因为常从物质、生物、动物讲起，就常爱谈生理和心理的关系，爱谈生理基础和社会现象、阶级现象的关系。这样谈法减弱阶级和阶级分析，容易脱离实际。”（以上见1964年4月冯定检查原稿《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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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慢慢地置身在被告席上，漂流在湍急的旋涡中而不可自拔。直到1965年3月，他背着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典型，但没被撤去副书记的职务，只要没人阻拦，仍旧坚持参加北大党委常委各种会议，大多时间不发言。北大党委于1965年3月29日向市委大学部请示：“根据我校‘四清’运动和工作情况，我们感到有些会议不便让冯定全部参加。我们意见，讨论有关学校‘四清’运动问题的有些会议，以及经常工作中涉及重要机密问题的会议，拟不通知其参加。讨论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仍可参加。”报到市里，市委的尺度更加严厉，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4月15日用红笔批道：“我意从现在起基本上不要让冯定参加党委会议，但暂不做任何正式决定，就是不通知他开会。将来党委改选时不再选他。此事我与许立群同志（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谈过，他同意这样办。”邓拓又附加道：“所说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不好掌握，应该明确：他只能参加普通群众性的会议。”（见1965年3月29日北大党委致市委大学部信函）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冯定的党委职权，降至为一般党员的待遇，从政治生活中背负恶名逐渐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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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秋，面临新的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北大党委致函市委、高教部党组，建议不再安排第三届政协委员冯定参加会议，改由49岁的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生物学系教授张龙翔担任政协委员。（见1965年9月30日北大党委致市委、高教部党组报告）北大党委过于焦急，这样替换是不符合政协章程的。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作了这样的回复：“现在不撤（冯定），将来政协重新安排时不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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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要求撤换冯定政协委员职务的报告中，又罗列了冯定的一大堆罪名，其中主要几条为：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反对所谓“个人崇拜”，诬蔑劳动人民对无产阶级领袖，对毛主席的拥戴和敬爱中“不能不带有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成分和形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谬论；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和个人名利思想；他的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用矛盾调和、庸俗化、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等等。对于冯定在北大几年工作情况，做了非常负面的评述：“他长期不积极负责，生活上养尊处优，很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精神很不振作，在教学中经常散布严重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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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期，冯定已基本落入败局，声誉扫地。在社教斗争的格局里，他身不由己，身心交瘁，已经化为奇异的筹码，变成诡秘的棋子和置人于死地的法器。这是哲学家自己万万想不到的，他研究了一辈子做人的道理，却在此时切实感受到做“棋子”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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