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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平大获全胜之后，1965年10月30日王庆淑在哲学系党内会议上作了一个小结性的发言，内中称：“聂元梓对冯定的错误言行采取了肯定和鼓励的态度，利用冯定斗争陆平同志和我，在党员群众中模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面目。张磐石同志在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在中央提出批评后，反过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方面掩饰自己的错误，一方面给陆平同志扣上一个破坏和阻拦批判冯定的大帽子。”至此张磐石、冯定等全部告败，此种定论一直延伸到“文革”爆发，随着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陆平、王庆淑一方又落入万劫不复的境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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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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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冯定这一段凄凉、无助的情况，作为双方相互使用、抛掷的棋子，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走势，只能眼睁睁地钻到人生的死胡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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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下旬，北大党委开会讨论《红旗》杂志对冯定的批判文章之事，当事人冯定到会发言，他说：“对这次批判我是有精神准备的，反修以后，我自己也知道过去写的书是匆匆忙忙临时应付，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不过自己有自由主义，觉得书出版了也就算了。”“我一共写了五本书，另外两本书《红旗》杂志按语中没有举，可能也有问题，问题最多的恐怕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反修以后，我没有清理这些书，没有做消毒工作，也没有向党委报告，这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政治性错误，很明显是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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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冯定已写了一篇类似思想检查的文章，题目为《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送交北大党委和《红旗》杂志社，企求能够发表。他根据张启勋文章的立意，给自己上纲上线，全面检讨、狠批自己文章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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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面，片面强调建设而不强调革命，片面强调经济而不强调政治，片面强调生产而不强调思想改造；在国际方面，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强调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片面强调和平外交，而不强调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两手；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而不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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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大林死后不久，苏联理论界大谈其反对个人迷信的时候，我毫未察觉这是赫修的最大阴谋。我就认为个人的作用总是不能和群众的作用相比，个人迷信总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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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像斯大林这样有些缺点的领袖固然需要群众，就是最完善的领袖也需要群众。这样，我在个人、群众、领袖的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就只强调领袖不能脱离开群众一面，说领袖离开了群众就会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如果还要一意孤行，结果不是经常碰壁，便是永远垮台等等的话。没有分析、区别各种不同的领袖，对好的领袖应该爱护，只说了简单的几句话，片面从不应神化大做文章。忽视了人民领袖的革命意志对每个人的指导意义和服从人民领袖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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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浪潮来势凶猛，冯定从多年的党内生活经验判断，觉察到自己首先在“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忌，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只好加重检讨的分量：“中国并无个人迷信问题，自己就没有想想究竟是写给中国青年阅读还是给苏联青年阅读的吧，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式的理论，结果就不能不犯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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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意识到自己所表述的人生观中带有高层所不喜的东西，尺寸把握不严，主调过于柔软，不具备时代刚性的原则。他检查道：“世界观方面最根本的错误，是往往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去反对个人主义，至少是对个人主义让了步，再去反对个人主义。我总是强调，当社会尚未到达共产主义而物资生活尚未非常充裕时，个人主义的出现终是难免的，这就降低了反对个人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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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哲学家中，冯定的斗争色彩相对较淡薄，总是呈现一种包容、宽厚的形态，他的哲学著作多是娓娓而谈，少见怒吼般的批判语气。这样的温和东西放在平常日子自然受到社会欢迎，但一旦形势激进，就容易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所不容，无法成为高层所必需的思想武器。他在检查中写道：“我对于旧唯物主义，往往多从继承着眼，而少从批判着眼，这就助长了我在世界观中的错误以致政治错误。我在谈哲学时，总爱从自然现象的发展谈起，然后再谈社会，再谈阶级；或者是先谈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再谈可知论，再谈三条辩证规律……因为常从物质、生物、动物讲起，就常爱谈生理和心理的关系，爱谈生理基础和社会现象、阶级现象的关系。这样谈法减弱阶级和阶级分析，容易脱离实际。”（以上见1964年4月冯定检查原稿《从头学起——我的思想清理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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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定慢慢地置身在被告席上，漂流在湍急的旋涡中而不可自拔。直到1965年3月，他背着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成为全国闻名的黑典型，但没被撤去副书记的职务，只要没人阻拦，仍旧坚持参加北大党委常委各种会议，大多时间不发言。北大党委于1965年3月29日向市委大学部请示：“根据我校‘四清’运动和工作情况，我们感到有些会议不便让冯定全部参加。我们意见，讨论有关学校‘四清’运动问题的有些会议，以及经常工作中涉及重要机密问题的会议，拟不通知其参加。讨论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仍可参加。”报到市里，市委的尺度更加严厉，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4月15日用红笔批道：“我意从现在起基本上不要让冯定参加党委会议，但暂不做任何正式决定，就是不通知他开会。将来党委改选时不再选他。此事我与许立群同志（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谈过，他同意这样办。”邓拓又附加道：“所说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不好掌握，应该明确：他只能参加普通群众性的会议。”（见1965年3月29日北大党委致市委大学部信函）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冯定的党委职权，降至为一般党员的待遇，从政治生活中背负恶名逐渐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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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秋，面临新的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北大党委致函市委、高教部党组，建议不再安排第三届政协委员冯定参加会议，改由49岁的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生物学系教授张龙翔担任政协委员。（见1965年9月30日北大党委致市委、高教部党组报告）北大党委过于焦急，这样替换是不符合政协章程的。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作了这样的回复：“现在不撤（冯定），将来政协重新安排时不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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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要求撤换冯定政协委员职务的报告中，又罗列了冯定的一大堆罪名，其中主要几条为：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反对所谓“个人崇拜”，诬蔑劳动人民对无产阶级领袖，对毛主席的拥戴和敬爱中“不能不带有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成分和形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谬论；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和个人名利思想；他的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用矛盾调和、庸俗化、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等等。对于冯定在北大几年工作情况，做了非常负面的评述：“他长期不积极负责，生活上养尊处优，很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精神很不振作，在教学中经常散布严重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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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期，冯定已基本落入败局，声誉扫地。在社教斗争的格局里，他身不由己，身心交瘁，已经化为奇异的筹码，变成诡秘的棋子和置人于死地的法器。这是哲学家自己万万想不到的，他研究了一辈子做人的道理，却在此时切实感受到做“棋子”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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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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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第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出版于2000年10月，相隔12年才有这第二本《故国人民有所思》，其中固然有工作忙乱、家务事相扰、身体不佳等原因，但应该检讨的是自己的懒怠和拖延的毛病。2011年2月母亲不幸病逝后，很长时间没有缓解过来，我慢慢地意识到，只有通过码字才能来排遣心中的苦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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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要特别感谢好友老费、李静夫妇，他们编辑的人文性质内刊《中堂闲话》在京城学人中享誉很高，他们希望我开辟一个“五六十年代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故事系列”栏目，促使我着手整理以往抄录的材料，用了近一年时间陆续写出这一组文章。没有他们热情的催促和勉励，没有出色的《中堂闲话》，可能就难有这本书稿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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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文章在《中堂闲话》刊发时大都为四五千字篇幅，我又陆续扩写至七八千字，先后承蒙《炎黄春秋》、《读书》、《南方都市报》、《同舟共进》、《随笔》、《书城》、《悦读》等报刊的厚爱，得以刊用。这次借三联书店郑勇、唐明星、罗少强诸位的美意，我又逐篇重新扩写，一些篇目达到一万五千字左右，添补了许多史料，看上去在史料形态上更加饱满一些，写作的空间更舒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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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人有病，天知否》取书名之例，这次是用了毛泽东1966年在“文革”初起时所写的《七律·有所思》中的最后一句：“故国人民有所思。”当初刚看到这首词，就不由为结尾这句所震动，喜欢这七个字构成的语意，留下至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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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尊敬的老师邵燕祥先生年近八十，前几年做过很大的心脏手术，身体一直在恢复之中。我心中特别希望邵先生能为这本拙著写一个序言，踌躇许久，我跟邵先生表达这一心愿，并再三说只要四五百字即可。我把书稿的电子修改版传给邵先生，没想到十几天后即收到邵先生长达八千字的序言，我拜读后大为震惊和不安，心存的那份谢意永远无法全部述说出来，只有今后努力写作，才能回报老先生深切的期望和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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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先生的长序在理论上高屋建瓴，帮助我梳理了那个年代繁杂多变的思想轨迹，深刻分析那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灵蜕变过程，很多论述都是我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或不太明白的。读者朋友细读邵先生的序言，当有助于了解过去岁月中荒唐、可怕、压抑的时代气氛，体会到这一批高级教授苦涩、痛楚、复杂的隐秘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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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写作我是完全贴着材料写的，尽力还原当年的原生态，更多展示不为人所知的第一手素材，努力使这本书稿保持和呈现严谨、真实的“史料性风格”。但由于个人学识的严重不足，在把握时代的能力、对人物理解的方面有很大欠缺，书稿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恳求朋友们便中多多指教，在此先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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