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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这位旅长后来在战斗中仗打得怎样，但我们也可想而知。任何一个人，都会感恩于上司对自己如此的知遇，为之浴血沙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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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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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行事 重用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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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主政东北时，非常务实，曾大力网罗人才，先后寻求到了许多文武之才。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创立东北大学，不惜重金聘请一流教授到东北任教，教师的待遇在全国首屈一指。最高时，教授的薪水在360－800元大洋。而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240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300元，还常常欠薪。很多全国著名教授像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等都到那里授过课。张作霖重视教育，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短短的两年时间，东北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其他军阀所没有做到的。人不怕没文化，就怕不重视文化；人不怕没知识，就怕不尊重知识；人不怕不聪明，就怕不会运用别人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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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东北还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东北，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的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给自足，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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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事就得有干才。如何对待人才，也体现了张作霖的与众不同之处。张作霖起自草莽，常骂人，但对他重用的王永江从不说一句粗话。王永江是个善于智谋更善于理财之人。张作霖非常信任他。可王永江害怕有人在张作霖面前说闲话，影响自己所定措施的实行，就委婉地向张作霖说起他的担心。张作霖对此的回答掷地有声：“你只管干，我什么也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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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最初任用王永江为警务处长，王永江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不受军人干涉，张作霖应之。王永江也不负重望，致力于全省警政改革，但张作霖手下的一班绿林好汉如汤玉麟等不服，常推荐人到王永江处，王永江皆不用，于是汤玉麟等经常捣乱、找茬，张作霖闻之大骂：“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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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张作霖在老虎厅议事，提出要大家配合，不得捣乱，谁知汤玉麟依仗曾救过张作霖，当众侮辱王永江，岂料张大怒，厉声斥责汤玉麟，汤玉麟几乎因之而发动兵变，然张作霖助王之意不移。后大学者胡适闻之，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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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王永江尽心尽力的操盘下，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且还使东北的经济大幅度地增加，为张作霖进军关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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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作霖对待王永江一事上，我们可看出领导者给干事的同志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为其排除工作障碍，是多么的重要！只有上下齐心，才会真正做到大家想干事，干成事，干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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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事例可说明张作霖对有才能的人能不拘成规，委以重任。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他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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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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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文采盖世的民国枭雄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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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5月举行安殡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徐树铮用电报发回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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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联上句典出《论语·子路》，下句典出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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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对联的上联说明治国之道无他，只要掌握一个“民”字。所以中山先生创造的主义，称为“三‘民’主义”，所建立的党称为“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所建立的军队称为“国‘民’革命军”。徐氏说：“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丧邦。”这所谓一言者就是一个“民”字。也即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意思。下联是称赞中山先生的伟大，就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公”字，中山先生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民国初年他为了国家安定，毅然决然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期待袁氏也能做到大公无私。可袁世凯却背叛民主，私心称帝；中山先生又毅然决然“讨袁”，因此使得天下人不敢再有称帝称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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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举国偃旗，万民哀悼，称颂中山先生的联很多，致挽联者文豪巨擘不乏其人。但徐树铮的此联被推为众挽联之冠。不少人对此评论：“徐氏之联，用典精辟，含义深刻，可谓拔之头筹！”由此可见徐树铮之才气超人，文采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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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人出身的资深报人周游先生曾这样记载：“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余曾分别询诸李协和、胡展堂、汪精卫、张溥泉诸先生：何以国民党内文人学者盛极一时，而竟无一联能道出孙先生心事，以堪与徐氏抗衡者？所得答复，虽各不相同，但一致认定：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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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字又铮、幼铮，号铁栅，自号则林，人称“小扇子”、“北洋小诸葛”。江苏萧县（现安徽省萧县）人，自幼聪颖过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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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徐树铮弃文从武，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陈述经武之道，未得赏识后，闷闷不乐地回到投宿的客店。正好段祺瑞路过此处，段祺瑞其时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据段祺瑞回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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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走投无路的徐树铮被延揽为用，追随段祺瑞的左右。1905年，段祺瑞又出资送徐树铮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五年之后，三十一岁的徐树铮回国，在段祺瑞的部队任清朝第六镇军事参议，1911年任第一军总参谋。颇富文韬武略的他纵横捭阖，大展身手，为段祺瑞叱咤民国政坛立下累累功勋。为报知遇之恩，他忠心耿耿从无异念，从此一生效忠段祺瑞。徐树铮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其为“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之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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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雨飘摇的清廷已经感到了末日来临，大厦将倾，政权随时可能易手的痛苦时时向执政者袭来，朝廷上下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但清政府中铁良、良弼等少壮派不甘心拱手交出江山，主张硬拼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此，则革命军虽仍能获得最后胜利，但不知还要死多少人。此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二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这顿时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勇气。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书。而那一篇通电，便是出自徐树铮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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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至1914年，徐树铮先后任中华民国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将军府事务厅长等职。1914年5月，徐树铮任中华民国陆军部次长，年仅34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袁世凯称帝时，徐树铮因其劝段祺瑞抵制，遭袁世凯罢免官职，于是赋闲在家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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