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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黎元洪到来前，张之洞已聘请了德国教官编练自强军13营，而且还准备筹建炮台，只是没有恰当的人选，而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黎元洪的到来，使张之洞眼前一亮。于是，张之洞当即任命黎监督修建炮台工程兼自强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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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元洪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督促下，张之洞日思夜盼的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当年春季开工，冬季就竣工了。在短短几个月内，黎仅用不足4万两银子就修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的工程。张之洞对此大加赞赏说：“我好久没有遇到像黎先生这样文武兼备和老实厚道的人了。他的确是一块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的好钢啊！”并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以示器重。不久，就对黎加官晋级，先后任黎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不仅如此，张之洞还把黎元洪当作自己的重要高参使用，每逢大事总要与之相商。1896年初，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也将其爱将黎元洪以及在南京按照德、法操练的500名步、马、炮新军带回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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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人物，既是“首义元勋”，又为“床下都督”；既“开明谨厚”，也曾“柔懦误国”；既上过袁世凯的贼船，又誓死捍卫共和；人称“黎菩萨”，却似“泥菩萨”……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本文主要从爱惜人才与廉洁爱民的视角对他进行解读，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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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如命，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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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虽是行武出身，但他嗜好读书，常常手不释卷，而且爱才如命，尤其是在爱惜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与保护人才方面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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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留日期间，黎元洪就深深认识到日本军事科技之发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人才意识。归国后，他就极力建议张之洞派员到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与军事，张之洞采纳了他的建议，到1906年，湖北地区派出留学生达1360人，占全国派日留学生总数的1/4。也正是这一批留学生回到湖北后，把日本先进的技术与西方的先进思想带到湖北新军中来，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当时，在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湖北新军如此人才辈出，多亏了黎元洪当初在总督张之洞面前的极力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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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4月，黎元洪出任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在新军的位置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陆军小学堂会办后，黎元洪以整顿部队为名，通过黄陂籍新军32标标统（团长）蓝天蔚，招募大批富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入伍，其中在黎元洪的家乡黄陂招募的96人中就有12个贡生，24个秀才。随后，将他们中的优秀者或送到陆军小学堂深造，或选派到日本留学。后来，仅从黎元洪的家乡黄陂，就走出了诸如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医药专家等50多名辛亥革命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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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首次担任大总统后，狠抓精英人才的培养，尤其是他大胆起用一代教育家蔡元培，谱写了北大之教育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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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22日，革命家、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应召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大总统黎元洪亲切接见他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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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群星璀璨，一时风云际会，这里以后成了五四精神的发源地。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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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前，黎元洪虽然不是革命党，但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尽力保全他们。对于军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从来不反对，甚至还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1904年，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革命党领袖黄兴来往的联络书信被截获，报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从而保护了刘静庵。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澧起义而身陷囹圄，又是黎元洪出面将其保释。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试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把革命党的名单搜去，湖广总督等人要按照名单抓捕党人，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单牵涉面太广，不能操之过急，以免生变。这两次建议虽然被拒绝，但也可以看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感情。他始终以惜才为由，以宽厚地对待他们。对已发现的革命党能瞒则瞒，实在瞒不过仅以撤职、开除了结，而不愿将之上交或杀害。从而在客观上为革命保护了人才，积蓄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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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爱民，为政者之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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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之洞调任京师，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湖广总督一职，由陈夔龙接任。陈夔龙的夫人出身浙江名门望族，是庆王府奕劻的福晋的干女儿。其时，陈夔龙由江苏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但是，他还没到真正上任就被调任湖广总督。原来，他夫人听说四川道远路途艰险，又是贫乏之地，便明确表态不让陈赴任。陈夔龙无奈，怄不过夫人，只好求助于“老泰山”奕劻，在奕劻的帮助下调任湖广总督，让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后人评论，“以一女子之爱憎牵动数省督、抚，当时用人之得失盖可睹矣！”清政府高层的昏庸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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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督陈夔龙到任不久后，其幼女便不幸夭折了。贪财的陈氏夫妇有意趁机敛财，后来担任新军第八镇统制的张彪趁机大献殷勤，在湖北军政各部门广为活动，硬是搞到了十几万两银子买了一件珠衣为之送葬。而黎元洪却很反感官场上趋炎附势之行径，在他的上司张彪大肆向总督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总督之际，他这个正需要提拔的协统却仅凑上寥寥五块银元略表了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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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陈夔龙为小女大办丧事不久，湖北地区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黎元洪毅然带着全家人到汉口慈善总会慷慨捐款3000块银元（他当时月薪为500块银元，3000元是他整整半年的工资）。陈夔龙自然对黎元洪怀恨在心，曾多次找借口向清廷弹劾黎元洪。只是一直未见朝廷批复，而且又考虑到黎元洪在军中颇孚众望，唯恐搬掉了黎引起军人哗变而丢了自己的乌纱帽，陈夔龙才悻悻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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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1903年黎元洪军中招了一名家住宜昌的新兵张之善，黎元洪到现场亲自考核了一番，发现张的文墨还不错，在与他攀谈之后才知，原来张是一名穷秀才，债台高筑，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为生活所迫，他才来到军营。黎元洪见张难得有一片孝心，当即慷慨解囊把身上仅有的10块银元交给张之善，希望他好好孝敬老母。事隔不久，张秀才母亲因下雪天上山砍柴，不幸摔下悬崖身亡。黎元洪得知后，亲自到军营，再掏腰包80元作为奠银，让秀才尽快返乡葬母。后来由于张秀才表现出众，黎元洪还推荐他上了陆军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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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起义之初，黎元洪也以廉洁自律著称。当时，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正在这时，海军提督萨镇冰奉命率海军来汉镇压民军，他听了手下人员的如此报告后，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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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还经常住在军营，很感知士兵的疾苦，对待士兵十分爱惜体贴，使他在士兵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中赞之：“治军严仁，不滥费军需一钱，有余，即以逮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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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著名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黄陂（指黎元洪）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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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多次救过孙中山的“绝代双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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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民初，有一对姐妹与“鉴湖女侠”秋瑾被时人共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她们就是尹锐志和尹维俊。这是一对亲姐妹，她们均深谙“内家”武当派绝技—“五毒殛手”，格斗时姐妹俩皆可以一当十克敌制胜，堪称“绝代双骄”。她们曾担任孙中山的保镖，孙中山先生尊称尹氏姐妹为“革命女侠”，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说她们“十余次救过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中，她们积极响应武昌起义，用各种手段促使上海、江苏、浙江宣布独立，不仅巩固了湖北的起义成果，而且推动了长江沿岸安徽、江西及其他省区的纷纷独立，从而将风起云涌的反清革命推向高潮，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清朝日后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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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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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锐志和尹维俊是浙江嵊县人。姐姐尹锐志生于1891年，妹妹尹维俊生于1895年，父为乡间小绅士，母早亡。姐妹俩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尹锐志十四岁入嵊县爱华女学堂读书，思想激进，其时就多次为革命党人通风报信，并参加光复会。入会第二年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携妹尹维俊到绍兴，进明道女学堂读书，深得其师秋瑾赏识，曾被派到上海光复会秘密联络机关锐俊学社工作。锐俊学社就是以尹锐志和尹维俊姐妹二人（都是光复会员）的名字命名的，是丁未起义失败后实际负责光复会对外通讯联络和侦查工作的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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