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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马步芳看到大势以去，逃往台湾。蒋介石以马步芳“擅离职守”，撤了他所有职务。马步芳知道，台湾他是待不下去了。1950年夏，他用3000两黄金打通关系，取得出国护照，离开台湾前往埃及。马步芳离开青海时，带走了大量平时搜刮的金银珠宝，他在埃及首都开罗定居下来，用这些钱财，买下一座大厦和四幢住宅，同时还投资开了一家舞厅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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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罗，马步芳继续过着他“青海王”时的荒淫生活。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后，他又变卖房产，移居沙特阿拉伯。马步芳刚到沙特时，有一次带着一大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訇见了大为诧异，他从没见过一个男人会有这么多妻妾，认为马步芳肯定是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沙特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些钱。等朝觐结束后，又去讨回来，在当地传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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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特，马步芳还上演了一出“七姨太事件”的丑剧。马步芳1949年从青海带出来的那群妻妾中，排行第七的姨太太叫马月兰，是他堂弟马步隆的女儿，即为他的堂侄女，时年20多岁。到沙特后，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两个妹妹，要马月兰写信招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自然难以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共伺一夫的屈辱生活，拒绝了马步芳的无耻要求。马步芳就对她整天辱骂、殴打，甚至想把她置于死地。马月兰决心寻求一条生路，于1961年1月偷偷跑到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外交官宋选铨家避难、求救，想请宋为她办个护照和机票，以便逃出虎口，前往台湾。不料，此事被马步芳的爪牙所侦悉。马步芳火冒三丈，指责宋选铨拐骗了他的姨太太，接着就带领“警备副司令”马耀宗等人采取行动。后经台湾当局出面，马步芳才不敢把宋选铨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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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传到台湾，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口诛笔伐。报纸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有的报纸干脆给了马步芳两顶帽子：“流氓大使”＋“文盲大使”。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宋全家以及那位七姨太于1961年4月12日，秘密回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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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不得不于1961年8月宣布把马步芳免职，并决定召回法办。但马步芳拒不回台湾，赖在沙特阿拉伯当寓公。1975年7月，曾经不可一世、坏事做尽的“青海王”马步芳，客死沙特，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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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牛人 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与戴笠的隐秘情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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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年间，在现代文学史上，王映霞都是大名鼎鼎。她与郁达夫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王映霞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美誉，时人送她“荸荠白”的雅号，来形容她惊人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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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一时，初嫁郁达夫，再嫁钟贤道。其实在婚外，她还有两件隐秘的情事，与两大政客有染，一是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另一则是“特工王”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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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富春江上神仙侣”到劳燕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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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其父金冰逊很早就去世了，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随母姓。她自幼跟着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1923年，考入了浙江女子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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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她品学皆优，相貌又出众，在女师的名气很大。学生时代的王映霞爱好文学，对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关注。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并对郁达夫的文才十分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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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位风流才子，他13岁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就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恋情。留学日本期间，他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玉儿也是侍女。1919年郁达夫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多次嫖妓，并写下成名作《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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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21岁的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乡绅大户孙孝贞之女孙兰坡订婚。后郁达夫为孙兰坡改名为孙荃，意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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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其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此间，他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曾产生荒唐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也有频繁交往。直至遇到王映霞，郁达夫才在情场上浪子回头，专心于对王映霞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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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王映霞相识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那是1927年，他31岁，王映霞才19岁。邂逅王映霞，郁达夫惊为天人，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也经不住自己崇拜的大作家的苦苦追求，于是两人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1928年4月，郁达夫、王映霞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两颗心走到了一起，共度人世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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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畔，郁达夫名义上的夫人孙荃仍伴着郁老夫人苦守闺愁；上海滩上，郁达夫终抱得美人归。不管怎么说，这对美人才子的结合，在当时的文坛被传成佳话。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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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并未给王映霞隆重的婚礼。像一切纯情少女一样，王映霞醉在爱情的浓蜜中，顾不上计较。她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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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1933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了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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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经说过：“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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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当时的这一段生活，王映霞自己也回忆说：“（初回杭州，）这就很自然地给我招来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来访者，增添了麻烦和嘈杂。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天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什么人的儿女满月，父亲双寿，乃到小姨结婚等等，非要来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们竟无半日闲暇，更打破了多年我们家中的书香气氛。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同时因为有东道主的招待，我也就饱尝了游山玩水的滋味，游历了不少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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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之美，令时人叹为观止。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里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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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女性的王映霞很介意名分，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还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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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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